这次修宪显示了党政合一趋势，党的领导成为宪法第一条，让中国倒退到了文革高峰时期；监察委改革则是对80年代改革倒退的一个高峰。个人集权实际上是一种不负政治责任的制度。今天我们请明镜火拍电视主持人柳晨来介绍明镜火拍《法治与社会》频道第111期的内容，嘉宾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吴国光教授。本期采访的文字内容登载在刚刚出版的《外参》第95期杂志。
法广：中国修宪话题热烈，北京正在召开两会，两会的主题之一，就是修宪。吴国光教授对修宪的关注点都在哪些方面呢？
柳：在接受明镜火拍采访时，吴国光教授指出，这次修宪一定会被人大全盘接受，其中有三项内容非常值得重视。第一，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写进了宪法的条文，而不仅仅是在宪法的序言当中；第二，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这一条取消；第三，增设国家监察委员会。
法广：关于修宪，评论已经有很多了，吴国光教授的评论角度是什么呢？
柳：吴国光教授主要是从政治转型的角度评论修宪的，从清末一直到今天的100多年，中国一直处在一个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背景，这个阶段当中，有起有伏，有进有退，吴国光教授主要是从这个大背景上来分析修宪的。
法广：为什么中国虽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但是之前并没有把党对国家的领导写进宪法正文中呢？
柳：在接受明镜火拍采访时，吴国光教授谈到，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不是组织上的领导。吴国光教授还引用了曾经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张友渔先生的话： “不宜在宪法条文做硬性规定，写在序言中，不必写在条文中”。意思就是说，写到条文里，就是一个硬性规定，写在序言当中，就只是一个理论性的阐述。毛泽东在1949年不敢或者是不好意思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写进宪法正文，一直到了20多年以后，才敢写这么一条。在这个意义上，这次修宪是习近平时代的共产党比毛泽东更有制度自信。
法广： 有人会说，就算党的领导不写入宪法，中国不也是一党专制吗？写不写，有什么区别呢？
柳：在这个问题上，嘉宾指出，共产党在1947-1949期间还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以党治国。而且，在政治上和现实上好像写不写是一样的，但是从法律上，有没有宪法，宪法中写什么，当然是不一样的。首先怎么写非常重要。其次，因为这样写了，所以人民有权利、有责任去敦促执政者按照宪法去做。如果没有写，这么做就没有宪法依据。
法广：谈到第二个问题：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资格的限制，为什么要专门针对国家主席这个头衔做修改，而不是修改军委主席或者党的总书记的任期？修宪是不是倒退和复辟呢？
柳：吴国光教授认为中国官方已对此给出了解释，就是所谓三位一体：党、国家和军队最高领导人的三位一体。1982年邓小平在位时，宪法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就是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两届限制，他限制了别人所担任的位置的任期，没有限制自己担任的职位的任期。习近平只不过是效仿了邓小平的做法，萧规曹随。谈到领导人任期，吴教授还提到了一本书：《论国家元首问题》，里面讲：“世袭君主国是实行国家元首的终身制，民主国家则实行元首任期制”，作者许崇德是新中国宪法奠基人之一。现在习近平把已经写进了宪法的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的限制改掉，可以说是理由非常不充分。
法广：再谈第三个问题，增设国家监察委员会，为什么共产党要搞这样大的动作？习近平的集权会怎样推动和加速中国政治转型？
柳：嘉宾认为国家监察委成立的主要的目的是要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样一个纪律检查机构的覆盖面，从党内覆盖到整个公职人员这样一个层面。有一种说法是习近平想剥离中纪委对这个监察体制和国家体制的影响。
法广：嘉宾吴国光是如何评价这次修宪的意义呢？
柳： 不断有人讲习近平集中了权力，他就会给中国带来变化。嘉宾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好的，也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是好的。这次修宪显示了党政合一这样一个趋势，党的领导入宪，让中国倒退到了文革高峰时期；监察委改革则是对80年代改革倒退的一个高峰。
也有人不断说个人集权会比集体领导更能负责任。嘉宾指出，个人集权实际上是一种不负政治责任的制度。如果党的最高领导人实行了个人集权，既不会向宪法和法律负责，也不会向政治局常委、政治局，甚至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负责。例如毛泽东个人集权时，他不仅没有对大饥荒负责，他甚至因为个人集权的原因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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