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对西藏藏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59年前的这一天，藏人集会，几天后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开启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流亡生涯。西藏问题从此便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在迎来又一个3月10日之际，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针对西藏相关问题阐述了他的观点。
法广：达赖喇嘛流亡海外近六十年，藏人始终在寻求一条生存之路，达赖喇嘛则提出了走“中间道路”的主张，这一主张是否得到当局认可？
夏明： 我们知道，3月10号，基本上是藏人要纪念西藏的抗暴日。因为在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对藏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日子。藏人现在流亡59年，追寻达赖喇嘛的有10几万人。他们在关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600万左右的藏人。我们想看看到底海外的藏人有哪些诉求？尤其是他们提出的“中间道路”究竟是什么内容。这点在今天、尤其是3月，西藏境内会不断地有各种活动出现。
首先我想说的是，我也是一名汉人，就是在我来到美国的10几年之后，我对达赖喇嘛从来没有任何了解和接触，都没有太多的关注达赖喇嘛。但是10年前，我认识了达赖喇嘛以后，我就逐渐地了解他的各种思想和政策，有一点令我非常惊讶的是，他在过去将近30多年，一直在追寻“中间道路”。“中间道路”是佛学语言，就是“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也不用太多激进，是相对于两个政策来说的。一个政策，就是西藏内部也有人、包括海外的一些年轻人，追寻一种激进路线，就认为：要用暴力对中国、对汉人进行抗争，以寻求彻底地脱离中国汉人的任何的统治。另外一个主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主张，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给了你们很多的好处了，现在已经不断地让西藏在进步了，所以你们就没有什么好挑剔的了。你们就应该完整地接受西藏现行的政策和主张以及制度安排。达赖喇嘛认为这两个都是极端。所以他的“中间道路”就是：我们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范围内解决一些问题。也就是说：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共产党的整个60年治理西藏期间，一直提出西藏是一个自治区，也就是说：它享有文化、宗教和语言的自治权利。达赖喇嘛就提出，我们的要求就是在接受主权的条件下，我们有追求“名副其实的自治权，”即宗教、文化和语言这些自治权应该真正地落实，应该交给藏人。在过去的30年，达赖喇嘛一直在推行这条“中间道路”，希望得到中国政府的回应。
法广：目前，藏人的真实处境究竟怎样？
夏明：我们可以看到，达赖喇嘛在讲述“中间道路”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他说，西藏确确实实在现代化方面有很多进步，尤其在经济方面、基础设施方面。他说得很清楚：藏人也要现代化。这些都非常重要，他也看到了。但是对藏人来说，现在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西藏跟中央政府、或者藏人跟汉人的冲突，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问题，它里边还涉及到文化、宗教诸多的差异性。中国的官方或者中国官方支持的各种论述想掩盖这个问题。
藏人作为世界上一个最虔诚的藏传佛教的信仰团体，他们在宗教方面有许多是跟过度地推行无神论的政权是有区别的。而且藏人的文化、他们的思想的许多的传承跟汉传文化也是有很多区别的。因为藏人的许多思想、文化和宗教基本上受到南亚影响的、也就是达赖喇嘛经常说的、与印度的那烂陀传承有关系的。而那烂陀是中国经常说的唐僧西天取经去找经典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３月份中国政府在不断地禁止西藏的寺庙系统悬挂达赖喇嘛的像。而达赖喇嘛作为西藏最高的精神领袖，他的像对每一个信徒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在禁止挂达赖喇嘛的画像，又要强迫挂“五大领袖”的画像，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今天的习近平。这就是典型地对西藏整个宗教的侮辱。所以藏人今天的许多诉求，主要的就是针对他们的宗教、文化。因为没有这种宗教和文化的尊重，现在对他们的语言就进行某种程度的消灭。再就是对他们当地民族的教育里边，大力地推广普通话，没有让藏语教育、藏人文化得到一定的传承。所以许多藏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逃亡到海外、逃亡到印度，其中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学习西藏的宗教、学习西藏的语言。
另外一个藏人的诉求就在于：因为整个青藏高原是一个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一方面它是世界最高的屋脊、世界第三脊，另外又叫做“亚洲的水塔”。我们看到２０多亿人（中国１０几亿、印度１０几亿）是要靠青藏高原的水流、水系来滋养的。藏人作为这块生态地区的看管人，几千年以来都维持着脆弱的生态平衡和持续，今天中国政府的许多开发政策、包括对草原的过度地开发、对矿物的滥采，还有在修建水库大坝上，出现了一些非常大的破坏。所以藏人就觉得他们不仅语言、文化和宗教受到伤害，而且最终他们聚集的这块土地可能也会在目前气候大变迁的情况下受到伤害。这就是藏人最根本的诉求。因为这种诉求得不到中国政府积极的回应，尤其他们在不断地诋毁达赖喇嘛，所以藏人从２００９年以后，就开始自焚，来表达他们的诉求，尤其希望达赖喇嘛能够回到西藏。这种诉求一方面是非常明确，但另一方面，现在也显出非常的绝望。
法广：达赖喇嘛年事已高，他的转世问题将如何解决？如果中央政府坚持册封达赖喇嘛转世的历史继承，将带来怎样的危险？
夏明：达赖喇嘛的转世，实际上也是一种选举制度，是一种领导人的更换制度。达赖喇嘛的转世是一种宗教传承，是从１３世纪整个西藏的文化中流传下来的。他的转世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废除这种指定、或者家族的暗箱操作，需要委员会去选转世灵童。而且要挑选最聪明的、来培养成为一个藏传佛教中的高僧、大师，这样在宗教界的地位才会受到尊重。
转世有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是高僧自己修行来获得的结果，高僧在圆寂的时候可以留下各种遗嘱，就是：怎样转世、如何转世、在何处转世，这些时间、地点，他可以留下。这就可以看出高僧的个人行为。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的转世工作，要由一个寻找转世灵童委员会来进行。现在达赖喇嘛已经说得很清楚，我记得在２０１３年，当是我在印度，他们召开了一个藏传佛教五个传统教派的会议。会议一致决定，而且也赞成达赖喇嘛的提议，就是由达赖喇嘛的基金会以后来主持达赖喇嘛整个的转世工作和灵童的寻找。任何其他的外界组织，如果来干预，所有的藏传佛教组织将不予承认。但是中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基本上不承认达赖喇嘛的转世安排。他们想去干预。但是达赖喇嘛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他说：如果你们是佛教徒，你们可以来参与转世的讨论，如果你们是无神论者，你们怎么来参与讨论我们的转世？就等于说，如果你不是天主教徒，你怎么能参与教皇的选拔过程呢？第二，达赖喇嘛讲，如果你们这么热衷于我的转世，那就先完成你们领导人的转世吧。把毛泽东、邓小平的转世先完成，然后再来管我的。当然，好像今天共产党已经完成了他们寻找毛泽东的转世，因为他们找到了习近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想更多地干预达赖喇嘛的转世。另外一个转世的发展，就是达赖喇嘛已经把自己的宗教和“教政合一“的制度废除掉了。达赖喇嘛已经抛弃了这种几千年以来藏传佛教中的“教政合一”制度。他把政权、政治事务全部交给了由一个海外流亡社区民主选举的这么一个司政的手中。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达赖喇嘛说的转世，只是针对他的精神领袖的转世，其他的政治上的转世已经完成了。所以可以看出达赖喇嘛推动的政治现代化、民主化，其实对当今中国讨论他的领导人确实有点启示。
法广：最后请谈谈，你认为究竟什么是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大陆民众如何看待藏人？
夏明：其实达赖喇嘛和整个流亡社区和流亡政府都说的很清楚，就是他们“从来不以中国人、汉人为敌人”，也从来不以中国人作为仇视的对象。同时流亡藏人、包括达赖喇嘛也说得很清楚，他们并不以中国的领导人为仇视对象或敌人。达赖喇嘛陈述得很清楚：中国现行的许多政策、尤其针对宗教、文化和语言，对西藏的伤害，这是他们要反对的。另外作为汉人，因为我自己也是汉人，我们在过去长期受到的教育和宣传中，尤其以“农奴”这部电影来宣传，长期把西藏描述成一种中世纪黑暗、残暴的奴隶制度等等。其实这种描述是十分扭曲、而且是没有历史现实的。
因为当今中国在搞“一带一路”的过程，其实整个“丝绸之路”的整个发展，包括整个佛教的发展，西藏在过去作为一个帝国，都起了很多的作用。他们的文明、他们在宗教上的各种成绩和造诣都是非常高的。另外达赖喇嘛说了这么两个事非常有意思。他说：汉人说我们藏人落后、残忍，但是几千年来，中国的宦官制度，在男人中形成的宦官制度，阉割阉人，藏人却从来没有采用过宦官制度，没有阉人。另外在女人中形成的裹脚，小脚，上千年中国强迫女性裹小脚，藏人从来没有强迫女人裹小脚。所以从这种角度看，汉人对西藏有许多误解。
今天我们看到达赖喇嘛在海外流亡了将近６０年了，他取得了许多的成就，作为汉人无所了解、非常陌生。第一就是达赖喇嘛进到印度以后，废除了藏人原来的贵族制，开始了民主改革，一方面平民可以参政，现在他们的司政就来自平民家庭。另一方面，他们在海外、尤其是流亡社区设立了西藏流亡议会，西藏流亡议会也进行了直接选举。流亡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也是由民主选举产生。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整个精神上不断地追求完善和对藏传佛教进行提升。一方面回到了印度，从印度吸取营养，另一方面把自己的藏传佛教和西方的文明衔接在一起，所以在全球化过程中，藏传佛教已经成为西方的主流。这就是为什么达赖喇嘛可以在西方世界享有这么崇高威望和知名度的原因。第三，因为西藏不仅追求自己的宗教和民族的自由，而且它也在推动全球非宗教伦理道德的重建，达赖喇嘛也说的很清楚：这些重建对中国的汉人也会有很多的帮助，尤其中国今天面临着许多道德沦丧和精神空虚的危机。达赖喇嘛作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民主体系下，在印度生活了大半个世纪的这么一位智者，他有许多成就都是可以为汉人、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所利用。而且达赖喇嘛在这一点也说的很清楚：他愿意跟中国、跟汉人和平相处，共同促进地区的和平和繁荣。
电邮新闻头条新闻就在您的每日新闻信里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