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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王友琴:文革摧毁了中国人的日记

作者
学者王友琴:文革摧毁了中国人的日记
 
1967年“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会场。 取自王友琴文章

2017年12月,57岁的黄帅在北京去世。当今中国年轻人对这个名字已经十分陌生,但早在文革中的70年代,她曾经被看作是反潮流“革命小闯将”,闻名全国,是那个颠倒是非的年代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事件的起因是她的一篇对班主任老师表达不满的日记…… 因为几篇日记而一夜成为家喻户晓的所谓反潮流英雄也许并非这个当年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所愿,这段情非所愿的短暂辉煌也在此后的日子成为她的一个难以卸掉的包袱,但文革中因为一本日记而被投入监狱、甚至家破人亡者可以说不计其数。目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女士在她多年的文革受难者历史收录整理的过程中,注意到了文革中,日记给无数中国人带来的灾难。她于是开始书写《摧毁日记的革命》,收录文革受难者的日记故事。在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中,我们就电话采访王友琴女士,谈谈她对文革与中国人的日记的关系的观察与分析。

没有日记,文革时代的真实记录就更加稀少

法广:为什么会在文革研究中想到特别关注文革期间的日记?对于历史学者,日记的重要性何在?

王友琴:文革在51年前开始。我在三十多年前开始写作文革历史。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很多事情、尤其是受难者的故事,已经记不清楚了。1979年我写了一个关于文革中的学校的短篇小说,题目就是“记忆已经淡漠”。我的文革写作是从访问文革经历者开始的,有好几次受访者说:“假如我有日记就好了……”但是,也有一位长者说:假使我那时写日记,可能就活不过文革了!然后我发现,文革时代几乎没有人写日记,我指的是那种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人的、私人的日记,记录生活、也记录个人感受等等,不是那种为了给别人看的记录。那种日记,文革时代也还有一些。

因为没有了日记,没有了对一个时期的个人性质的记录,当时的媒体里又充满了谎言和空白,那文革时代留下的真实记录就非常稀少了。这种历史事实不被记录的后果,就是离开了事实和经验,对文革的评价也就变得空疏,而且没有依据,甚至无从进行。

法广:就是说,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官方历史记录当然有其意义,但是个人日记、个人对历史时期的记录也非常重要?

王友琴:是这样的。比如,在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实验附属中学,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卞仲耘。这个日期,从我一开始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几乎没有人记得这个日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对我来说,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为了写历史想要找日记。但后来,随着更进一步的研究,我意识到日记就是文化革命历史的一个部分。因为我发现很多事实:文革中很多人因为写日记而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和打击。这种前所未有的残酷改变了人们写日记的习惯,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传统,因为从古代开始,就有很多人写日记。

法广:就因为如此,您说文革是一场“摧毁日记的革命”?

王友琴:是这样的。我想,文革摧毁了以百万计的受难者,摧毁了无数人的生命,也摧毁了无数的书籍和文物。那么在这些以外文革还摧毁了什么呢?一个不那么直接可以看到的东西,是文革摧毁了中国人的日记。

我这篇文章“摧毁日记的革命”写了十多年才完成,现在也还会发现新的有关的情况。比如,在我的原作里写到北师大实验中学(法广注:原北师大女附中)1966年时初中二年级的一个学生的日记的故事。几个月前该校百年校庆的时候,有很多同学的聚会,几个同班同学去看望了这位同学。1970年时她在云南思茅当“知青”,那年云南发生大地震,所以要搬到屋子外边去住,她的日记本就在那个时候丢失了。本来日记本是放在她的枕头里,或是什么其他地方。有人把她的日记本上交,说里面有反动内容。她因此被县里的公安局逮捕拘留,然后因此精神失常……这是一个将近50年的悲剧!

法广:文革中有不少这样因为日记被别人发现,整个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因此改变的故事。在整理这些历史的过程中,您是否梳理出这种查抄别人日记,以这种个人的私密记录来致人于死地的作法是如何开始的?(这种做法当时)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高层的某种肯定呢?

王友琴:我想,这是很明显的。回顾历史,这种比较普遍的、大规模的、以查抄日记来给人定罪、以从日记里发现写了什么来给人定罪(的做法),我自己的观察是从1957年开始的,因为我写过北京大学的文革,也就追溯到文革以前的事情。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北京大学有716个人被划成“右派分子”,一个属于“阶级敌人”的类别。当时划成“右派分子”的一名学生告诉我,他的日记被没收,甚至到80年代,他得到“改正”的时候,这些日记也没有归还给他。他说有8册日记都被没收了。

在文革期间,这种情况就发展得越加严重,特别是在1970年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运动中。我的这篇文章(“摧毁日记的革命”)收录了14个人的日记的故事。因为日记他们受到了那么残酷的打击和迫害。

法广:那这样以日记(内容)定罪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高层某种形式的肯定呢?还是说只是因为民众发动起来之后形势失控,衍生出这样的故事呢?

王友琴:我想这明显是与文革的政策相关联的。文革中有新的规定,关于什么人是应当被专政、被打击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因为这个说法当时用得非常多,就被缩略成了“恶攻罪”。在这种大的压力下,一般当然没有人敢公开说直接批评文革或者批评文革最高领导人的话。有些“专案组”就在人们的日记里寻找“恶攻”材料,然后以此给人定罪。在我的文章里的14个人的故事中,有一个人叫王复新。他当时还不到30岁,是长沙水利勘测设计院的一个技术员。他的日记被别人看到了……他还很年轻,被打成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就是因为他把日记给女朋友看。他女朋友是中文系的学生,当然喜欢文学,批评他文学水平太低。他就开始写日记,在日记里还写了些诗等等。他说,他真的只是为了让女朋友高兴,提高自己的文学水平……我的文章里收录了(他的三份)来自同一个法院的判决书。第一个判决书判他十年徒刑,罪状就是“经常书写反动日记”。第二份(判决书)是在1972年林彪事件发生之后。当时在一个很短暂的时间里,极左的做法受到批评。他就开始申诉,理由是他因为日记就被判刑十年,请求得到减免。但法院的回答是:不能!第三份(判决书)还是来自同一个法院,那时候已经是1979年,文革结束两年多后,法院宣布对他无罪释放。那个时候,他的十年牢已经快要坐满了。这就是对日记的专政给一个年轻人带来的悲剧。

法广:就是说,日记里的所说所写,法院可以将其定为犯罪行为……

王友琴:是的,而且还对日记进行曲解,上纲上线,就变成了“现行反革命”材料。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文革以后,他(王复新)怎么会被释放的。我查到,在1978年的一个非正式文件里讲到,因为所谓“恶攻罪”(而被判刑的人)有五种人应该平反,其中第三条就是:因为在日记和书信中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而受到惩罚和关押的人应该平反。只这一句话,我刚才提到的王复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释放。

《雷锋日记》推广了一种离开生活与实际的文风

法广:日记原本是个人的私密诉说,但是在文革期间,这种私密性显然已经不再存在,这是一种对个人私域的强行的、全面的占有。而且日记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再是个人思绪的记录和倾诉,而是也变成了一种变相、公开的政治立场宣誓。《雷锋日记》应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否可以说文革改变了日记原有的性质?

王友琴:可以这样说。当然《雷锋日记》的发表和命令大家都去学习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1980年的时候,一位《人民日报》的老编辑就曾对我讲过《雷锋日记》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以及它带给我们生活的影响,特别是推广了一种说假话、讲豪言壮语、离开生活与实际的这么一种文风。我当时很希望他们会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可是,好像还没有……

日记不光是记录历史事实

法广:其实文革中被摧毁的不仅是日记,还有个人的私信往来,私人空间不再存在。这种私人空间的丧失,对于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友琴:摧毁日记的后果可能不是那么直接可见,却是非常大的。因为日记不但是让我们记录下自己个人生活中的一些事,也包含了我们对生活的反省,对自己的反省,和我们精神上的探索。我做文革研究采访了非常多的人。我注意到那些写日记的人往往也是对自己有比较高的道德要求、有比较清晰和一致的道德原则的人。他们往往对文革中的迫害有比较清楚和深刻的记忆,尽管文革时代他们被迫停止写日记。所以说,日记不光是记录历史事实,而且也是人的道德成长的一个重要方面。

法广:就是说这个私人空间、这种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个人自我反省、照镜子的一个过程?

王友琴:是这样。假如没有这样一个过程,人都可能变得像阿Q一样,没有自我反省,不会自己来确立自己的道德和行为原则。这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带来的坏影响其实是非常深重的。

我想,当然,我自己认为,我们现在对文革历史的记录和反省,还是远远不够的。我的主要工作是做了文革受难者的调查和记录。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进行更深一层的研究,比如,对于日记这个主题,我们可以做更深入的研究。

也许您也注意到,文学作品里经常写到对人性的探索。有一种是“乌托邦”作品,是对一个理想社会的描述。另外还有一种所谓“反乌托邦”小说,描写可能出现的一个非理想社会、一个可怕的地狱式的社会,来引起人们的警觉。其中一部最著名的作品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于1949年出版的小说)《1984》。这部小说的开始就是主人公躲在一个监视镜头看不到的地方偷偷地写日记……当然,这只是小说,不是真实。但是,在中国,这真的发生了。在1967年,北京展览馆举行的盛大的“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上,有一张很大的图表,上面写着红卫兵抄家抄出多少黄金、多少武器……其中还有一项是抄出多少反动日记、诗文!从这张大图表前走过的人当然马上会想:我写日记了吗?写反动日记了吗?所以很多人就停止了写日记。我的意思是,对中国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反乌托邦小说里的情节,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几年前,美国小说《饥饿游戏》拍摄成三部电影,非常流行。在中国这本书和电影都翻译成了中文,也有很多人去看。我自己认为,在中国,这样类似在反乌托邦小说里发生的事情,在文革中真的发生了。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通过反省历史,来吸取这些教训,反省人性,这对我们的未来是有很大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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