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程亲子园虐童案被曝光

11月7日携程亲子园虐童案被曝光，社交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受害者一起翻看过去几个月的监控视频。让大家触目惊心，此前曝光的几段虐童视频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11月9日23点许，携程在微博平台发布一则最新情况说明，介绍了亲子园的开办过程和虐童事实被发现的经过。声明指出：“事发前就有孩子家长有过反馈亲子园对待孩子可能存在问题，并曾亲自向亲子园老师询问相关情况，但都被园长郑燕以各种理由推搪”，但携程亲子园项目负责人没有及时向公司反馈。

目前，园方有三人涉嫌犯罪被刑拘，携程CEO公开道歉，上海妇联“强烈谴责”……但舆情依然汹涌澎湃，携程一位公关的言论更成为靶子。但此事背后，官方的不作为，尤其是对民办托儿所的几乎禁止的现实，可能才是真正的痛点。

携程亲子园的运营机构是上海早教机构“为了孩子”学苑，2016年2月18日，在上海长宁区妇联的帮助下，亲子园正式开业，但一周后，就被当地教育部门以“未取得行政许可”为由叫停。

今年3月峰回路转，在总工会的斡旋下，亲子园重新开业，“为了孩子”学苑依然是运营机构。这家机构“为了孩子”学苑的上级单位是《现代家庭》杂志社，而这家杂志社由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主管，上海市工商局信息显示，该社的全资股东也是上海市妇联。

目前，中国女性在上班率与东亚其他国家相比算是很高，但幼儿的照顾却成为女性职场的难点。3-6岁的儿童上幼儿园，相关法规还算完善，也有明确的主管部门  教育部；但0-3岁的婴幼儿托育就不一样了（携程的亲子园主要招收3岁以下的儿童），不仅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相关法规也几乎是一片空白。

有媒体援引中国人民大学杨菊华教授的课题研究“全面两孩政策下城市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研究”，指出，因缺乏法律法规、主管部门、准入机制及标准，一些有办园经验的专业人员和拥有资金的市场主体往往进入无门、有心无力。

今年4月，上海市总工会提交给上海市政协一份调研报告指出，上海0-3岁早教是个灰色地带，没有部门许可办幼托机构，工商、教委、卫计委都不管。没有部门发证，没有部门监管。

事实上，就算有部门发许可，携程这样的企业也很难拿到。如参考上海市《普通幼儿园建设标准》，生均面积至少要达到21.29平方米，这意味着招收100个学生需要至少2100平方米的场地，还要配备专门的室外活动空间，携程亲子中心主管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这种标准“对于商务楼里的企业几乎不可能做到”。

2017年6月，以携程亲子园为代表的一批托育场所通过当地多个政府部门的项目验收，成为托育服务的试点。从2015年底，携程辟出800平方米的场地，成立亲子园，到最近部分获得合法身份（依然没有教育部门的审批备案），资金投入不算，时间就花了2年半。

专家认为，满足国民对托儿所的需求，本应是国家的责任。但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不能限制民间能力的进入。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0-3岁的婴幼儿托育不是一个大问题，那时的企事业单位负责办社会，家长上班，孩子上托儿所是生活常态，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把办社会当成了包袱，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放弃了托儿所，福利性的托育服务体系全面崩溃。

现在，3-6岁的儿童可以上幼儿园，但针对0-3岁婴幼儿的保育却几乎没有公共服务，他们中的80%的婴幼儿主要靠祖辈照顾，托育服务不足的问题也渐渐浮上水面。

虽然在中国，隔代抚养非常普遍，实际上，在老龄化严重，生育率很低的上海、北京，家长的托育需求已经非常强烈  2016年上海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74.2%的职工希望孩子入托，在希望孩子上托儿所的原因中，73.6%的职工选择了“增多与同龄孩子的接触机会”，但也有52.9%选择了“家里无人照护”。

杨菊华教授指出，那为何政府要对国民的托育需求负责？很简单，托育服务做好了，女性的工作意愿会更高，有利于经济发展；公民生育孩子，为国家培养了未来的纳税人，国家有长远收益。因此，很多国家都把婴幼儿托育当作为政府的责任，将其纳入公共服务体系。

但是事实上，政府虽应对国民的托育需求负责，但满足婴幼儿托育需要的投入巨大，政府可能一时间没这个能力（入园难尚未解决）；即使能立刻投入，见到效果也要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是，政府对托育负责，也不等于政府垄断经营托育机构。

作者刘文昭认为，不管何种机构，参与者都要接受公共部门相关法律法规管理、按照全国统一的标准建设和运行。可见，只要法律明确，标准统一，无论是企业还是公共部门都能做好婴幼儿托育。虐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背后原因复杂。无论是企业办托育，还是政府办托育都无法避免这种现象。

在政府和社会尚不能充分提供的情况下，好的企业花自己的钱办托育，不能一禁了之，留下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