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新书：反弹的弯枝与巨无霸

台湾雪域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中国流亡作家茉莉的第二本西藏问题评论集。茉莉自1998年访问印度达兰萨拉流亡藏区以来，更加关注西藏的人权状况，常常以政治评论和文化随笔的方式发表感言，力图引发公众对西藏问题的关注。这部评论集集合了茉莉最近十年来在香港发表的涉藏文章。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里，请茉莉谈谈与这部评论集相关的话题。

法广：首先请介绍一下这部评论集的主要内容及出版的相关情况。

茉莉：我于2007年在台湾允晨出版《山麓那边是西藏》后，十年又过去了。这里收集的是我近十年在香港发表的涉藏文章。感谢《开放》、《争鸣》和《动向》等几个坚守民主人权立场的杂志，给我提供了关注西藏的平台。拾起散落在不同刊物的各个篇目，我发现写于不同时期的零散文字，聚集起来就有了一种整体感。

书名“反弹的弯枝与巨无霸”是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巨无霸”指的是中国强权，而“反弹的弯枝”则是英国思想家伯林的一个比喻。伯林说：“一种受到伤害的民族精神”就像一根被强力扳弯的树枝，一旦放开就会猛烈地弹回去。在评论2008年的拉萨抗议事件时，我曾借用这个比喻指西藏人的“和平的民族主义”，觉得很贴切。

法广：这本书涉及内容广泛，即包括西藏的历史与现状，也包括政治与宗教以及语言文化及诗歌等各个方面。你撰写这些作品的主要目的何在？

茉莉：这本书涉及西藏的历史与现状，政治与宗教，语言文化及诗歌等各方面。就题材而言，有的是严肃的政治评论，有的则有文化随笔的性质。不管风格如何，对于从人权角度介入西藏问题的我，集结而成的这本新书，可视为作家的一种人权行动，即以语言文字为手段，通过传递有关西藏的真实认识，维护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

在中共统治的这几十年里，在漫天谎言如同乌贼鱼喷射出的墨汁时，西藏的真相完全被掩盖了。因此，每次写作时，我都首先需要一个自我启蒙和去魅的过程，即运用自己的理智，去寻找被专制政权隐瞒与遮蔽的事实。

巴尔扎克说：“作家能够与政治家分庭抗礼。”他指的是，作家出于一种对于更高原则的忠诚，承担起启蒙的责任，以对抗黑暗。写作者要对自己所属的时代尽责，必须敢于回应社会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这样一个重要的道德指引，使我在书写西藏时，满怀认识的激情去探索一个民族的生存，增添了自己对于他民族的同情与理解，以及独立思考与公正判断的能力。

法广：数十年来，中国人对西藏的看法有了怎样的变化？

茉莉：为认识西藏问题的本质，我梳理有关历史现实的脉络，试图概括出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过程。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大半个世纪过去，不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普通中国人，在对西藏的看法上，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执政前后的巨大转折是：从把西藏视为“外国”，鼓励西藏与中国分离，到视之为不可分割的“祖国神圣领土”。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社会由政治挂帅转为金钱挂帅，对西藏的看法，则由悲惨的“人间地狱”，转而视之为风景独特的“世外桃源”；从被人嫌弃的经济累赘，变为热衷于开发的资源宝库。近十几年来，由于民主人权观念的普及，中国的一些独立知识分子，在西藏问题上发出与中共当局截然不同的声音。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达到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谈到长征途中红军遇到缺粮的困境，在藏区获得了藏人的食物以及借宿的帮助，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对外国的唯一债务。”（见《Red Star over China》）

从1949年初起，斯大林就建议中共“不要过分大度”，不要让西藏独立从而在中共执政后缩小中国的领土，此后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元旦之后，毛泽东从苏联发回了《关于由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

这样，一个毫无自我防卫能力的高原佛国，在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角力之中，不可避免地成为牺牲品，成为“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具有讽刺性的是，西藏一夕之间的转变，是由于另一个更大“外国”  苏俄的指示，而不是根据历史事实以及藏汉两族人民的愿望。

法广：达赖喇嘛在藏民心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茉莉：“全民信佛”的西藏人仍然会主张保留达赖喇嘛制度。即使在笔者这个不信佛的汉人眼里，这种具有东方神秘色彩的独特制度，也是值得保留的，消失了会很可惜。但是，这个制度毕竟是“政教合一”的产物，应该对之进行改革。

在“达赖喇嘛”这个名号下，负载着广泛而沉重的内容，他既是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达赖喇嘛早就在政治责任的继承问题上，提出过一些不同于传统的看法。笔者估计，广大藏民会希望达赖喇嘛继续转世，希望下一届达赖喇嘛仍然是西藏的宗教领袖，但原本附在达赖喇嘛名下的政治地位，却可能会与其宗教身份分开。

法广：西方人为什么同情支持西藏？

茉莉：西方人真的不懂西藏吗？

尽管中国和西藏世世代代比邻而居，但很遗憾，追溯藏学的历史源头，只能追溯到西方去。国际藏学界一般认为，藏学诞生在19世纪30年代，创始人是匈牙利藏学家乔玛。但对西藏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那时欧洲天主教教士进入西藏传教，他们学习研究藏语，根据自己的体验和调查，介绍藏族历史、宗教、民俗等情况，这是欧洲对藏族研究的开端。到20世纪中期以后，藏学研究进入繁荣期。

西藏骚乱时，有350位西方藏学家和学者一齐站出来，发出《致胡锦涛主席的公开信》。这些西方藏学家以自己的学术专业资格来发言：“我们的专业在于了解西藏的过去与现在﹐文化与社会；对于事态的最近发展﹐我们不能不发出最强烈的抗议。”“我们呼吁当局即刻停止使用武力对付中国境内的西藏人民﹐立即停止对西藏不同观点的各种形式的压制﹔……

关注西藏始于人道救助活动：那时，除了印度政府给处于困境的藏人提供帮助之外，西方具有利他精神的各志愿组织开始给予人道支持、政治和法律上最先支持西藏的，是非政府组织“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由此可见，西方人之所以同情支持西藏，源于他们悠久的人道主义传统，维护正义、帮助弱小和捍卫人权的原则。这个活动后来蔚为大观，在全世界产生了几百个支持西藏的民间组织。

法广：习近平将如何治理西藏？

茉莉：各媒体透露的消息，本月13日，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布报告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2年年底上台后，对异议人士的镇压越来越严厉，但公民参与维权活动不但没有减少。尤其对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一带的压制政策反而不断增加，当局以国家维稳为由随意拘捕、关押、折磨和判刑等的事例在增加。

报告中说虽然当局在西藏境内实施的政策在增加，但是藏人对当局不满和抗议的浪潮也不断地在增加。而如此严明管控和审查的制度之下，藏人依然在自家房屋中摆放着圣尊达赖喇嘛的法相。

习仲勋曾招降西藏反叛首领：在中共高干中，习仲勋是口碑较好的一个。他是陕西人，年轻时就加入共产党，开展农民运动。五十年代中共执政后，习仲勋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这样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却在1962年因为受小说《刘志丹》的牵连，遭受长达十六年的迫害。

二是习仲勋在五十年代任西北局书记时，在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和剿匪、镇反运动中，采取了“慎重稳进”的宽松政策，与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都有过友好交往。当年习仲勋招降西藏第十二代千户项谦的事迹，被毛泽东称赞为“诸葛亮七擒孟获”。其实，习仲勋是按照中国的《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

1950年，青海藏族昂拉部落的第十二代千户项谦，领导当地藏民开展反叛运动。他们凭着险要地势武装自己，拒绝服从汉人的统治。当时，中共青海省军政当局准备用五个团去镇压项谦，习仲勋不同意，他提出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争取项谦的归顺。在两年零七个月时间里，习仲勋先后派出多位官员和藏族首领、活佛等，十几次劝说项谦。最后项谦向中共投降。

胡耀邦在八十年代初要求大多数汉人撤出西藏，给西藏人真正的自治权利，习仲勋似乎没有这样的民主观念和权利意识。但习仲勋参与统治西藏，其做法有其特点。首先，他认识到西藏问题的特殊性，不能用与汉族相同的政策统一执行。他的工作方法比较温和稳当，多少会考虑一点少数民族的利益。

习仲勋在西藏工作上的另一特点是：善于争取西藏的上层人士。他和班禅喇嘛的交往长达四十年，已经成为汉藏友谊的佳话美谈。班禅喇嘛去世后，习仲勋于1989年2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深切怀念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班禅大师》，也强调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

由于习仲勋在西藏问题上曾有过温和开明的态度，因此，国内外很多人对习近平是否会继承其父的温和作风，抱有期望。他们希望习近平如其父一样，对西藏人表现出同情心。

我的看法是，习近平不会像习仲勋那样温和开明，因为习仲勋所有的一些条件，他的儿子并不具备，两人所处的时代也不同。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父子之间的区别。

第一，习仲勋虽然是共产党人，但他从小成长于陕西乡村，受到民间佛教传统的影响，对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怀有敬仰之心。在晚年生病时，习仲勋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保佑他，并长期保存达赖喇嘛多年前送给他的一块金表。这种传统信佛的集体无意识心理，使习仲勋在处理行政事务上，比较尊重藏传佛教领袖，也比较尊重西藏佛教文化。

而习近平从小就是中共高干子弟。虽然曾受父亲“反党问题”的连累，但他仍然在培养红色接班人的北京八一学校读书，接受共产党的无神论教育。习近平下乡时去了共产党的红色圣地延安。在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时，习近平在清华大学在职进修博士，读的是反宗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第二，五十年代中共进藏的艰难险阻，今天不再存在。当年没有汽车、火车和飞机，解放军大兵只能背着干粮徒步进藏。高山缺氧、天寒地冻，营养不良，这种险恶的自然环境造成军队大量的伤亡。据说仅仅是翻越一座唐古拉山，习仲勋的西北支队就死了几十人，骆驼死了上万头。所以习仲勋要尽可能避免与藏民作战，而是争取西藏上层民族、宗教人士的支持，发动藏族人去进行共产党的革命。

后来中共修建了进藏公路。就像红色歌曲里唱的：“一条金色的飘带，把北京和拉萨连起来。”今天更是“天堑变通途”，青藏铁路通车，坐飞机进藏对汉人来说也是家常便饭。六十年的统治，大量中国军队驻扎西藏，西藏已是囊中之物。

因此习近平对西藏的态度比其父要强硬得多。今年8月18日，身为中共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北京与美国副总统拜登举行正式会谈，就中美关系发展提4点建议。重点强调了“台湾、涉藏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警告美国“必须谨慎、妥善处理”。习近平的态度已经非常清楚，西藏问题是一条绝对的“红线”，只要美国触及这根“红线”，就会损害中美关系。

第三，早期共产党人的民族平等思想，当今太子党已经没有了。习仲勋是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时中共成立不久，还非常弱小。他们全面接受列宁主义殖民地学说，提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道路是：实行民族自决，推翻民族压迫，以民族自由联合代替民族的压迫。后来中共建国了，就放弃了民族自决的口号。

作为早期共产党人，习仲勋多少还保留了一点民族平等的理念。而他的儿子在红旗下长大，满脑子大中国思想。在与美国副总统拜登的谈话中，习近平以十三亿人的代表自居，说“台湾、涉藏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事关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他把六百万西藏人的民族感情，统统以十三亿人的感情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