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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反对政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我没有敌人,我有爱

media 刘晓波夫妇2002年于北京。 Handout / LIU FAMILY / AFP

摘要:“我相信,说出「都不是我的敌人」这句话的晓波,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自由,因為他免除了被愤怒操控,并且超越了现有政治话语、思维方式本身的框架。晓波在现有政治框架以外实施他的反对运动,那就是:有尊严地抗争,同时将中国政府官方以及其他强权力量,视作平等的对手,可以对话的对手。反对运动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对手不是敌人,而是可以谈判、妥协的合作、和平竞争关係。「我没有敌人」的基点,超脱了许多反对派处心积虑地将一切不公简单归罪到一个政治体制、一个政党、一群统治者、一个统治者的言说方式和反对派文化。”

反对政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我没有敌人,我有爱
作者:曾金燕
(本文初稿2017年6月28日由《端传媒》首发)
(作者对法广中文网发表的版本有较多增补)

全文:

刘晓波于5月23日确诊肝癌晚期、现于沈阳救治的消息,自6月26日经律师首次披露后,中国公众纷纷在社交媒体表达震惊、悲伤、愤怒,同时以各种方式表达想念,支持这位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已经被单独囚禁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以及因此受到牵连被软禁及遭受身心折磨的艺术家、刘晓波妻子刘霞。

长期关注华语社会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人可能也不会忘记,在过去的8年期间,在中国官方大大收紧民间表达和行动空间的处境下,不少人直接或间接对刘晓波2009年在法庭上最后的陈述《我没有敌人》表达不满、不屑,甚至戏称刘晓波为「刘无敌」,抨击《我没有敌人》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或者对刘晓波的处境采取长期沉默的姿态。今天,一字一句地重读《我没有敌人》(注一),只有理解这篇最后的陈述,才能理解它在中国反对运动中里程碑式的意义,对中国未来的政治运动有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想像,不辜负刘晓波和许多因政治理想和自由表达入狱的良心犯。

《我没有敌人》篇幅精短,正文含标点共2823字元。文中刘晓波自述生平、简述被抓后的经历、表达他对中国政治的看法、倾述对妻子刘霞的爱。从发生在个人身上的不公出发,到处理政治反对中的愤怒,和预见、探讨未来社会转型正义中的宽容议题,最后通过表达对妻子刘霞的爱,阐明了在反对运动中,只有爱是颠覆的、革命的,是个人和运动重要的精神资源。它提醒读者,在一党统治下反对运动是超越政治学范畴的运动:在缺乏言论和结社自由的情况下,在传统政治反对不可预见、难以实现的处境下,作为个体的人对爱和美好生活的渴求,可以创造出更广泛的社会共识,个人与社群的连接和团结,以及想像、实施更广阔的社会反抗形式。这既 是个人的,又是政治的,是《我没有敌人》的根本意义。

发展自我的困境

在个人遭受不公,社会不公氾滥的情况下,愤怒是普遍常见的情绪。刘晓波因为参与六四和坚持其个人信念,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包括多次长期牢狱之灾、长期被软禁、家人受严重牵连、在国内所有公共空间里以知识分子身份存在的权利被剥夺等。这种代价对个人来说意味深长,因为无法在身处的公共空间被看见一个真实的自己,个体面临的是一种「谋杀」和「自杀」合谋的处境。这是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审查、孤立策略以至拘捕入狱带来的根本性后果:在对异议人士的有形、无形的封杀中,异议人士进入了慢性的被杀状态。具有自觉能力的人,首先要努力抵制这种谋杀:即在不被看见的情况下,保存一个真实的、发展的自我。

这 就是刘晓波在最后的陈述中所说的「无论做人还是为文,都要活得诚实、负责、有尊严」。诚实被放在第一位,因为有勇气对公众和强权说真话的人,未必有勇气对自己说真话。尤其是,在个人生活被政治干预后陷入失控、无助的境地后,对自己说关于自我的真话,远远要比对公众和强权说关于社会公共话题的真话,来得困难。我们看见许多人,无论是普通上访的平民,还是海内或海外知名人士,在经历政治性的、社会结构性的不公之后,固化成一个受害者或某个社会名人的单一身份标签里的自我。或者是不断强化自己是受害者的身份,把自己看做国家的囚徒,处处自我限制,因为「无论做什么,政府都会压制下去的」,失去正常生活和创新抗议的能力,也时刻有意无意地寻找生活和运动受挫的责怪对象和替罪羔羊,简单化社会、政治议题的复杂性。这样与社会和自己相处的方式是在封闭循环里一种对自我的慢性「自杀」。或者进入另一种慢性「自杀」与「谋杀」的共谋。舍家弃子,舍弃、不敢想像任何其他生活、反抗的可能,进入单一的反对模式,一种只能对政治压迫者作出「应激反应」的抗议模式,自身存在变成了活化石。不远的历史来说,反右运动结束后许多右派幸存者,稍微近点的来说,西单民主墙运动以来的许多民运人士和2003年以来的维权人士,都陷入这些困境,面对自我固化、发展的挑战。

和第一、二种的自我封闭并存的,是第三重困境。这一种慢性「自杀」与「谋杀」是在大众媒体流行的网络时代,抗争者个体关于自我主体和作为历史的客体的迷失,这导致了抗争者处理与自身阵营群体的关系,远远比处理与专制者的关系,来得复杂和困难得多。在人人拥有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以读图、读脸为优势而非复文本杂分析流行的当下,抗议和反对,首先在社交媒体橱窗展示。展示一个简单、直接的具有「个人魅力」的自我主体,而往往忽略、忘记了自己其实也是历史的客体,是一个充满偶然性、复杂性的历史客体中微小的一部分。社交媒体交流的瞬时性和扩音器的特征,在网上虚拟社群或网上网下链接的社群中,尤其在封闭和半封闭的社群中,信息内容的重要性,往往让位于情感和立场的表达。也就是说,当遭受社会不公的个体聚集在一起形成松散或紧密的社群,为了巩固这种社群,吉登斯意义上的社会结盟对内对外排异、歧视机制开始起作用。在政治高压下,自我觉察的可能性和支持系统薄弱,警察监控无所不在,自我批判和内部批判的代价高昂,更加容易造成一种后果:社群内交流,情感和立场的认同优先于信息分享和观点争锋;社群外交流,排斥异己比开放可能威胁本社群基点的辩论更加重要。我们在日常交往和经验研究里看到,相对封闭的反对者社群里,相互认可对方身上遭受的不公,延续第一、二种自我封闭的情况和表现的,较为普遍。专制的残酷可以是其反对者的陷阱。这种残酷、荒诞会使我们持续地陷入愤怒、无力感和绝望,会使我们在家庭、社会关系中,因不关心公共生活的他人难以理解、分享这种愤怒、绝望而减少甚至断绝来往,抗争者可能因此孤立。专制者越荒唐,抗争者也可能以类似的行为方式进入越荒唐的境地。而任何一种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必须通过永不停止运动过程本身来维系运动力量尤其是领导力的再生产。它要求运动内部作为个体和群体不断地挑战自我、异化、更新自我。一个运动之所以能成为进步性的运动,必然要求运动参与者、领导者充满社会想象力,打破自己阵营陈旧的、压制者阵营现有的权力、话语和行动再生产模式,创造出新的联接公众、以社会进步而非运动者掌权为目的的运动过程。

愤怒的危险

一党统治情况下,自我发展时刻被威胁,他们和我们都要面对的,是愤怒。在世界应该是公正的假设下,愤怒是我、我们遭受了不公,但公正迟迟未到来而引发的。我、我们在无望、恐惧中,通过责怪某个可以指责的对象(人、机构、体制),通过大声说出愤怒并和其他人共鸣愤怒,我、我们获得活下去的力量,增强追求公正的意志,扩张实施復仇的行动能力。愤怒,在社会运动中,常常起着社会动员最佳燃料、巩固联盟的作用。然而,心理学家和古希腊以来的哲学家们,已经长期研究、论证了愤怒的错误和危险。当代重要的哲学家努斯鲍姆在《创建人的能力的发展路径》、《政治情感》等著作中都有详尽的论述。她在近期《愤怒是恐惧之子,抗争但不报复才是正道》演讲中,简洁地指出愤怒的错误:一、愤怒本身可能是受到误导的;二、地位的错误;三、报复的错误;四、「我们经常在实际没有人应为此担责的时候归罪他人」。当然,愤怒作为一种情绪可以是瞬间的,也可以是固化为一种长期影响个体行为的道德情感。如何运用、转化愤怒,取决于个体主体本身。

晓波意识到这种愤怒在反对运动中最终转化为仇恨的普遍性,他应该是在许多人,特别是异议人士身上都看见了这种对中共体制的仇恨,乃至对政府官员具体个人咬牙切齿的恨意。他提醒我们「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晓波他不要自己、也不要反对运动者恨,而是要去爱。

具体来说,当我被长期跟踪软禁时,我要避免对看守者的厌恶、愤怒和长期无法改变这种不公的无力感转化成仇恨,避免自己因为他们长期不公地对待我的方式,而变成了他们这枚硬币的反面,或者甚至在行为方式本身变成了与他们本质无异的人。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是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才学会有限地真正对看守者、践踏我基本人权的人,做到怜悯、宽容,把他们看做是我的身体、生活,和政治运动里正常的一部分,需要共存的一部分。这帮助我理解晓波经历了长期被跟踪、软禁、监禁、单独关押生活之后,说出「我没有敌人」的勇气、智慧和修行。曼德拉对监狱看守的「宽恕」听起来是一个大的名词,在晓波的表达中,是「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这不是说压制刘晓波的人的具体做法是文明的、合理正当的,它往往违反基本法律和人道基准。我们必须把「我没有敌人」放在晓波被抓、被判刑的处境下来理解,同时也理解他这个表述与他被抓捕之前的政论和写作的不同之处。刘晓波的表达,指向的是非暴力抗争中的实质,和在一党政治体制无法力量相当博弈情况下的政治家抗争路径。一九八九年以来,刘晓波的言论异议表达、组织民间力量(例如成立独立中文笔会,同情、支持被迫害的异议者并形成松散网络相互支持,以私人关系发展了核心的、忠实隐忍的反对者团队)、牵头发布《零八宪章》,历次入狱和长期监控、软禁的经历使得他的思考产生多次转变。此次抓捕审判已经表明政府当局无意和反对者协商一条道路,在权力上刘晓波绝对处于弱势。他以「我没有敌人」表明,他不进入权力之争,而是要作一个反对者的哲学姿态、信念和生活方式的宣言。

政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我相信,说出「都不是我的敌人」这句话的晓波,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自由,因为他免除了被愤怒操控,并且超越了现有政治话语、思维方式本身的框架。晓波在现有政治框架以外实施他的反对运动,那就是:有尊严地抗争,同时将中国政府官方以及其他强权力量,视作平等的对手,可以对话的对手。反对运动不再是你 死我活的斗争,对手不是敌人,而是可以谈判、妥协的合作、和平竞争关系。「我没有敌人」的基点,超脱了许多反对派处心积虑地将一切不公简单归罪到一个政治体制、一个政党、一群统治者、一个统治者的言说方式和反对派文化。这种文化无论是在专制国家还是在民主社会,都普遍方便好使盛行,最终导致没有责任伦理的人被民主选举机制推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宝座。因为即使民主社会,设法将对手扳倒是正常的而且是合法的,更别说危机时代残酷的专制体制下。但反对运动的目标,不是争夺权力,而是社会、制度和文化的改造,因而,具有责任伦理的政治家知道对手「不是敌人」。神父类型的道德家、理论家、社会抗议活动家和各种「英雄」,他们可以痛快地表达愤怒、谴责、应该如何的理想状态。而政治人物思考政治纲领和行动时,除了思考「应该如何」的完美理想状态,更要思考有关于纲领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如何使牺牲等社会与个体付出的成本降低、现实的效果更大的理性算计和策略运用。

刘晓波一个人在法庭上作这不到三千字最后的陈述,在陈述文本公开给世人的瞬间,他从根本无法博弈的政治力量悬殊对比中,突然站到了比对手更加有利的竞争位置,不仅获得旁观者的道义同情,还通过争取了未来运动的大多数群众。《我没有敌人》展示了晓波的胸襟,更重要的是,为未来中国反对运动提供了视野和格局,以及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个最后的陈述,展示出刘晓波成熟的政治思考,他已经从单纯的抗议者,转型为现代意义上拥有政治理性、实践能力和承担政治行动及后果责任的政治家。刘晓波展示的,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生活方式,主体不但要具备信念的伦理,尤其在中国一党政体下,还要具备责任伦理。对伦理责任的承担,是社会抗议运动转变为真正的政治反对运动的关键。

是的,当你说「我没有敌人时」,专制者会将你当做敌人;当你提出治理的具体方针和政治对话的诉求时,对手、专制者不但不理会,甚至会将你投入监狱。目前公众直接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刘晓波的担当在当前政治体系下的残酷带来的道德冲击,还普遍没能够深刻地理解他此种行为的长远意义。独立政治人物的方针、诉求,是公开的,就是说,他们首先是诉诸于国内外舆论、诉诸于那些不知所措、恐惧、冷漠的大众。舆论、摇摆的民众会逐渐面对、关注你。政治反对派的力量会壮大,它是政治和行政治理的信誉而不只是道德、勇气的震撼会形成、增强。这比对手是否接受、理解重要多了。这也是我所说的,一旦最后的陈述公开被公众了解,在法庭上,刘晓波与对手的竞争立分高下,因为最后的陈述会争取到那些观望、犹豫但依旧想要更好的生活的公众,会令政治反对运动的力量壮大、获得公共信誉,这远远比当政者是否接受重要多了。

爱才是革命的、颠覆的

在个人和社会代价如此惨重的政治运动面前,刘晓波所依靠的一股力量,是爱。在高度流动的、都市化的、全球化的现代生活中,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在稳固一个人的自我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慢慢地淡化  虽然在中国依旧浓重。在中国的政治处境下,社会保障系统薄弱,福利支持系统私有化严重,自然和社会公共资源往往又是被权力的代理人占有,社会结构性的承担,渐渐都转移到个人身上。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性问题导致的个人不幸,往往被认为是个人问题。不管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同样的议题是,人们依靠什么来为自我的发展提供稳定感和安全感?

答案是个人生活中的亲密关系。具体来说,是爱的慾望、追寻、创造、维护和发展。这种爱,推动着人们,向往一种更加美好的世俗生活。尽管在中国,个人的、世俗的也是极度政治的,但是,为了这原本应得的正常的美好的生活,为了这爱,为了自身具有个性的自我的保存和发展,人们才不管是否政治,试图以各种方法创造新的可能,反对现有政权对生活和个人无孔不入的控制。在中国政府严加集权、民间社会空间急剧压缩的情况下,反对运动表现出老化、脱离群众、凝滞甚至停滞的特征,而爱,却能源源不断地提供颠覆的、革命的力量。这也是我在《中国爱情故事:两位异议份子在秘密警察的阴影下生活》(Chinese Love Story: Two Dissidents Living under the Shadow of Secret Police)一书故事讲述中传递的根本主旨。

Chinese Love Story: Two Dissidents Living under the Shadow of Secret Police
书名芬兰文):Kiinalainen rakkaustarina: Kapinallista elämää salaisen poliisin varjossa
作者Sami Sillanpaa
出版日期2013芬兰文2014德文、丹麦文
出版社:WSOY

晓波在最后的陈述里,表达了对妻子刘霞浓浓的爱意:「我的爱是坚硬的、锋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碍。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晓波多次、长期被监禁的事实,刘霞在晓波劳教中与其成婚的经历,刘霞和晓波情诗表意并被友人集结成集出版的纪录,都告诉我们,在冰冷的政治中,在严重的不公面前,当公正迟迟未能降临之际,这种深深理解对方、与对方共同承担的浪漫爱,长期提供的力量,令晓波和刘霞在极度非人性的处境下,还能保持一个「诚实、负责、有尊严」的自我,令持续在中国土地上抗争的人们,扼腕悲叹、传唱、进而奋起反抗。

「我在有形的监狱中服刑,你在无形的心狱中等待,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抚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坦荡与明亮……」(注二)

 

(曾金燕,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博士,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会发起人)

作者注一: 爱尔兰艺术家 Trish McAdam 选取了《我没有敌人》的部分内容作为剧本创作了 No Enemies 的动画http://www.trishmcadam.com/no-enemies---liu-xiaobo.html

作者注二:所有未注明出处的引文,都来自《我没有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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