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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文学能让生命在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凝固

作者
刘震云:文学能让生命在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凝固
 
中国著名作家刘震云 网络照片

中国著名作家刘震云2017年三月底到四月初在欧洲七国展开“文学电影欧洲行”。刘震云是中国当代文学重要代表人物,出版的作品包括获得不少国内和国际奖,作品除了被翻译成包括法语在内的二十多种语言出版外,《手机》、《一句顶一万句》、《温故1942》和《我不是潘金莲》都被成功拍成电影。在他的欧洲行期间,刘震云在巴黎停留三天,参加《手机》一书的法文版出版(Gallimard出版社)签售活动与读者见面,同时也在巴黎七大和巴黎政治学院举办作品讨论会,还出席由他的作品改编,冯小刚导演的《我不是潘金莲》一片的放映及演后谈活动。

他在下塌的酒店接受了法广专访。

法广:首先请介绍一下这次 “文学电影欧洲行”。

刘震云: 这次的活动对中国或者其他国家作家而言可能都是首次,这是由汉堡的王竞博士策划的, 旨在让一个作家到几个不同的国家去,但前提是这些国家出版发行这个作家的作品。对我来说,特别的一点事,我的几部作品已被拍成了电影。所以此次来欧洲就到访七个国家,分别是瑞典,荷兰,捷克,奥地利,意大利,法国巴黎是第六站,然后还要去德国慕尼黑。这个活动和以往的点对点的交流相比最大的特点是,以往都是到一个国家访问,作品在这个国家出版,而这次是七个国家,当然不同的国家民族对作品会有不同的看法,而这对一个作者来说一定会有新的启发,对以后的写作会有好处。

刘震云作品《手机》法文版封面

法广: 能否具体谈一下到目前为止你受到了的新启发?

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或《一句顶一万句》、《我叫刘跃进》和《温故1962》这些书在这些国家或多或少都有翻译版本。他们提问题的角度也是很不一样的,比如在荷兰,有一个人就提出问题,问为什么《我不是潘金莲》一书的女主角李雪莲不跟人说话,而去跟牛说话,这一点一定是中国读者提不出来的问题。到了捷克,有些读者对《我不是潘金莲》这本书就提出了一个关于结构的问题,这是其他的语种都没有提到的。这些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我都有一定的启发。

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对我的触动也特别大,他们都指出我的书是通过幽默的方式来说一个深刻的哲理,用简朴的方式表达复杂的事情,用最简约的语言对应复杂的结构。

这是大家共同的认识,我在写作的时候对这一点也未必有清醒的认识。

法广: 在介绍您的时候,经常看到您是新写实主义代表作家的说法,您认同这种归类吗?

刘震云:这大概是三十多年前的说法,特别不具备文学的常识。我并不是不认同,但是这种说法不科学,不符合文学的科学。如果仅仅是写实的话,就不用写作了,直接去看窗外不就行了?这里可能有一种误会,比如细节的真实,和情节的真实和生活相符,但是如果看法也和生活一样就不能称其为文学作品,因为,文学作品的看法一定是和现实生活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一直强调两点,而这两点可能并不为所有人理解。

首先一个好的作者并不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不是反映外部客观世界的人,而应该是一个数学家和哲学家。他看问题一定有不同的角度。他看到的生活和窗外的生活一定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到什么程度呢?他会让窗外的人认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法广: 作者是哲学家还可以理解,但是是数学家这一点还是第一次听说,请解释一下。

刘震云:数学家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重视细节,每个蛛丝马迹和过程都要求十分严密,不能马虎。做数学时,细节错误会引起整体的错误。

哲学则要求整体逻辑严密。如果细节严密,整体严密,这部小说整体上就富有想象力。而这样的想象力并不是魂飞天外,而是在十分逻辑的情况下,编制得严丝无缝,这就是最好的想象力。

法广:此次您到法国来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您的作品手机的法文版问世,读这部作品和看冯小刚导演执导的同名影片,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请您自己介绍一下您在2003年创作这部小说的灵感来源和动机。

刘震云:当初写这部小说是思考的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究竟是什么。因为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想到这是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原因造成的,但实际上更重要的可能是科技的层面。比如蒸汽机的出现就改变了地球上的距离。电的出现就更改变了人类对时间的概念,比如晚上和白天的距离。另外,还有互联网和各种社交平台,微博,微信,Facebook等的出现就完全改变了人们的沟通和思维方式,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也完全不同了,这些因素比政治和社会革命的作用要大得多。

我曾经说过,科技的发展会把社会的距离,包括观念改变很多,我认为新的科技带来的新生活方式的改变一定会比以前要好,这些新的网络科技带来的变化一定是好的变化。

蒸汽机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就是一个人不能再封闭起来,不能继续闭关锁国了。蒸汽机来了,紧跟着是洋枪洋炮,还有航空母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打通,这就是老子和庄子指出的:通,就是世界万物最根本的东西,通则变。

如果没有这些科技出现,地球上的各个民族现在可能还在互相隔绝着,那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法广。从八十年代初发表作品到现在,已经出版了很多风格各异的作品,您对自己的创作过程有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刘震云:有。开始肯定是觉得自己有话要说,所以要写作,但逐渐就会发现,自己有话没话说已经不重要了,这时候跟作品里的人物对话就很重要,第三个阶段就可以不用说话,而是听作品里的人物说话,作家就变成了倾听者。

这是一个从诉说者到交谈者再到倾听者的过程,这个变化是很明显的。这就跟任何人在社会上做事是一样的,凡是一个人还在比较浅的层面,他就会急于发言,同时也不让别人发言,这从社会层面讲就一定是独裁,而渐渐的演变成可以讨论,这就是民主,比民主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倾听。那就是公投。倾听是一种交流的手段。

那么为什么写作?实际上最重要的目的是解决时间问题。因为每个人可能在很多方面都不平等,但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拥有同样的时间。我们同样出生,同样要死亡。但是有一点,文学却可以让人永远活着,因为人活在了文字里或作品里,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中国有个诗人叫臧克家说过一句话很好:有些人虽然活着,他已经死了;有些人虽然死了,他却还活着。这就是让值得活着的人在文字里再活一次的意义。

比如清朝,从王宫贵族到街头小贩都已经死了,但是有几个人还活着,比如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文学能够将生命在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凝固,因为每个作者写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人物。

法广:《我不是潘金莲》这本书中女主人公李雪莲因为不满自己被戴上“潘金莲”的帽子而上访二十年,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如此深刻地渗透入社会生活的现象在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国家似乎并不多见。

刘震云: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会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当成是生活中的人物,但是都会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当成民族人物。比如,说到俄罗斯,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安娜 ·克列尼娜,还有其他一些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都会被认为是俄罗斯民族的代表。当然 到了苏联时期,像肖洛霍夫笔下写的人物也都是这个民族的代表。这是很正常的。

到了塞万提斯的故乡,也会把塞万提斯描写的人物也当成自己民族的人物,美国的海明威,意大利的但丁也是一样的。到了法国,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加缪,萨特笔下的人物也会被认为是这个民族的代表。法国也有包法利夫人,《我不是潘金莲》电影的法文版被译成《我不是包法利夫人》,她起码是一种民族符号。这倒不是特别的重要。

说到《我不是潘金莲》这本书,也有人问我中国人里是否真的有这样一个形象,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永远到不了文学作品里。因为现代生活中的人物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和人物架构,要靠作者的想象力,但是起码反映了民族里的人的类型,包括人的精神。

比如,在《我不是潘金莲》中的女主角李雪莲这样的人在中国非常少见,大部分中国人和法国人一样逆来顺受,很窝囊。但是有一个人不愿意忍,她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这样的人确实是民族英雄,战场上有民族英雄,生活中也有英雄,为了一句话,一个人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想把它纠正过来。

我想这个人真是了不起,这样的事在我们可能都做不到,但是在文学作品里做到了,这就是文学。这是文学的选择。

法广:您曾经说过我不是潘金莲反映的是一个荒谬的社会和故事,这种荒谬和加缪的《异乡人》等作品里要表现的那种荒谬有何区别?

刘震云:加缪和萨特都写过一些很荒诞的东西,荒诞有时候不会是一个事件,也不会是一个现象,他可能是背后的一个道理。最大的荒诞是什么?就是大家都知道一个事情不行,大家还在干,大家都知道一条道路行不通,但是大家还在这条道路上走,这是一种荒诞。另一种荒诞是,明知不行,但还是要做到。有时候是因为一个人的信念,一个人的性格,如果所有人都这样做,就很难知道最后的结局了。

所以,有时候,荒诞不是语言的荒诞,也不是事件的荒诞,而是背后道理的荒诞。

作家必须是好的哲学家和数学家,但是哲学家不一定是好的作家,因为哲学家犯的毛病是喜欢把一件事的道理讲清楚,但是他一定说不清楚,因为这个世界是运动的,是滚动的,就像一只小鸟一样,它要飞。但是如果将鸟拍死了去研究的话,其实鸟早已飞走了。

印度的大诗人泰戈尔有一句诗写得非常好:留下了痕迹,鸟已经飞过。

感谢刘震云先生接受法广专访,感谢刘震云欧洲行的统筹,策划和管理,旅居德国汉堡王竞博士和法国Gallimard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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