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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的权利之四 以恐怖维护思想专制

异端的权利之四  以恐怖维护思想专制
 
加尔文--从宗教改革的旗手到不容异端。

[提要]加尔文以他在宗教与世俗两个领域的权势,压制打击卡斯特里奥对他的挑战。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使卡斯特里奥处于必败的地位。但是现实中的失败,不代表精神的失败,他所倡导的思想、言论自由,他所捍卫的异端的权利为后来的启蒙运动照亮了道路。在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中,我们能看到卡斯特里奥思想的光芒。

问:以加尔文的性格,他是不会放过卡斯特里奥的。请你给听友们介绍一下这场斗争的结果。

答:好。卡斯特里奥的《答加尔文书》已经从道义上宣判了加尔文迫害异端的罪行。这部书不纠缠塞维特斯与加尔文在教理争论中的对错,而只是不遗余力地维护一个原则,异端的权利,也就是说无论真理在谁手里,发表意见的权利是不容剥夺的。思想自由是人的天然权利,凡是否认这个权利的人,一定代表着邪恶的势力,一定是维护狭隘党派利益和专制者个人地位的暴政。他的推论逻辑严谨,事实充分,根本无法辩驳。加尔文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老手段,禁止印行卡斯特里奥的文章,也就是说靠恐怖的权力让批判的声音淹没掉。没有人知道卡斯特里奥说了什么,他对加尔文的批判就自然无效。用加尔文自己的话是“背着人叫的狗不咬人,可不用害怕”。结果加尔文通过外交渠道,让日内瓦市出面给巴塞尔市一个抗议。巴塞尔市怕得罪了日内瓦,便下了禁令,禁止任何非正统著作出版。表面上是不针对特定的著作,其实是针对《答加尔文书》。这一禁就是一百年。《答加尔文书》出版印行已经是一百年后的事儿了。在手握大权的加尔文面前,卡斯特里奥弱小得不堪一击,但他依然奋起反抗,他抗议道:“你们的言词和武器,不过是从过去的专制统治那里捡来的破烂货,它们只能给你一个暂时的统治,但绝非是精神上的。这一统治的基础是高压,而不是对上帝的爱。我不羡慕你们的权力和你们的武器。我有其他的权力和武器——坚定纯正的信念,坚信上帝会帮助我,赐予我恩典。即使在一段时期里,真理被当时眼花缭乱的‘公正’所压倒,但没有人能永远压倒真理”。

问:看来,压制不同意见,施行思想专制的方法,古今中外大同小异,都是设法切断信息的来源。古有禁书,眼下还可以借助现代技术搞网络封锁。

答:我们已经几次谈到,作恶是“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现在我们往下讲。你还能发现专制暴政常用的一些共同的手法。卡斯特里奥的传记作者茨威格总结说:“专制暴君永恒的悲剧在于,他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吓唬有独立思想的人们,甚至在敌手已被解除武装和剥夺了言论之后也如此。如果一个被压垮了的敌手一声不吭,但仍拒绝厕身于暴君的佞幸和奴才之列,那此人的继续存在就成为一个烦恼的来源”。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对专制者来说,剥夺你的话语权容易,但让你从心里屈服更重要。而卡斯特里奥就是拒绝低头。他仍在亲近的朋友圈子里为异端辩护,这让加尔文恼火,他怕他的道德上的力量。于是,他使出不少手段,比如唆使人站出来挑战卡斯特里奥,让他就异端问题展开辩论,或者散布流言,攻击他的学术工作。这时,路德的战友,德高望重的梅兰克森站出来支持卡斯特里奥,这反而更激起加尔文的仇恨。因为卡斯特里奥并不和他辩论教理问题,而是向他要思想言论的自由。加尔文设法找到突破口,向卡斯特里奥进攻,找不到就造。他硬说卡斯特里奥是一本恶毒攻击教会的小册子的作者。其实这是假的,但他抓住不放,写了一篇驳斥文章《恶棍的谬论》,对卡斯特里奥大加攻击谩骂。而卡斯特里奥却彬彬有礼地回应他,甚至说,“我十分愿意和你取得兄弟般的谅解”。但加尔文却毫无悔意,对他的谩骂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什么“疯狗”、“窃贼”、“野兽”,最后断定他是个“撒旦的特殊子民”。

问:像加尔文这样一个宗教改革的旗手,竟然不惜自坏声誉,像个没教养的人,也很让人吃惊。

答:但卡斯特里奥却冷静有风度。他回答加尔文:“这些谩骂不能损我于丝毫,有朝一日真理会获胜,而你加尔文将被迫向上帝讲清楚,你是如何辱骂别人的,以拯救他们也拯救你自己”。他还说:“让我保留我的信念不受压制,我也完全同意,你保留你的信念。不要再认为,凡与你有不同意见者,一定是错的,应该以异端罪处以火刑”。他这是既坚持了自己的信仰,又为塞维特斯伸冤。而随后加尔文的做法更令人不齿,他让信徒们编了一出戏,把卡斯特里奥化名卡斯特罗,放在戏中当丑角,而且他想方设法让巴塞尔大学解除卡斯特里奥的教职,断他的生路。这时,他的爪牙发现了卡斯特里奥的一本新书《给法兰西的忠告》。在这本书中,他劝新教和天主教和解。他把宗教宽容思想贯彻到底。他说:“法兰西,我对您的忠告,是停止强制、迫害和杀害良心吧。让每一个信仰基督的人自行其是”。在他心中,应该让那些愿意成为新教徒的人做新教徒,愿意成天主教徒的人做天主教徒。这几乎是“南特赦令”的先声。加尔文抓住这部书,让他的党徒把卡斯特里奥当作异端送上法庭,他们要求巴塞尔的宗教会议行动起来,逮捕卡斯特里奥。但是这里有一个法律障碍,根据巴塞尔的法律,必须有人正式起诉,否则不能立案。加尔文是不会出面的,他找了个叫博登斯丁的人,向巴塞尔当局递交起诉书。于是巴塞尔当局只能立案,审判卡斯特里奥。卡斯特里奥被要求在大学评议会面前,对指控答辩。他知道控告的人,不是这个博登斯丁,而是加尔文。他要求和加尔文当庭对质。他说:“我知道我的原告人是有权有势的,我知道自己是个无名之辈,地位低微,不为人知。但上帝注视着低微者。如果低微者的鲜血因不公正而流出,他会要求赎罪的”。但是一个偶然事件,给了加尔文控告卡斯特里奥的口实。在巴塞尔郊区,住着一位富商,叫布鲁格斯。他死后葬在教堂的地下室。后来人们发现这个人其实是再洗礼教派的重要人物大卫·乔里斯。屠杀再洗礼派时,他逃走,悄悄隐居在巴塞尔。卡斯特里奥知道他是谁,却不去告发,因为这是和他的为人准则,与对宗教宽容的信仰不一致的。但有人揭发了他与乔里斯这个大异端人物的关系。这还不算,另一位被判为异端的学者奥基诺,写了一本书《三十次对话》,卡斯特里奥把它翻译成拉丁文,这等于帮助扩散了异端思想。这下子,他被当作异端遭受审判是逃不掉了。但是死神救了他,审判尚未开始,他突患重病去世了。

问:这对他实在是件好事,让他逃脱了宗教法庭的折磨。

答:我也这样想。他未受审判,在他的葬礼上,巴塞尔大学的所有学生都为他送葬。有三百名学生为他捐款立碑,上书“献给我们著名的导师,感谢他渊博的知识和纪念他纯洁的一生”。他死于1563年,但到了十七世纪初,他的著作被人发现,广泛传播。他所捍卫的异端的权利,已成为人类文明不可缺少的要素。你若想判断一个组织、一个国家是不是文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宽容异见,就是一个基本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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