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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的“全面整顿”是对文革的全面宣战

邓的“全面整顿”是对文革的全面宣战
 
“文革”初期被打倒了的邓小平于1973年短暂复出

1975年是文革中特别重要的一年。毛为了让邓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对文革左派暂时压了一下,要邓主持批一批四人帮,并且罕见地提出“要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他最关心的事情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的这三项指示给了邓以整顿中国社会问题的余地。但毛在旁边看着邓,看他怎样处理文革。

问:75年出现了文革将尽的气氛,开始谈国民经济了,甚至有的学校初中升高中还要考一考试,能感觉到社会对政治运动的普遍厌倦。

答:自邓回到中央,毛考虑以他来平衡左右势力。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老套路,皇帝从来都要在朝廷中造成两派,由他来做仲裁者,这叫“驭臣之术”。毛在74年到75年初,几次批评江青。因为江青是文革起家,对治理国家事务毫无常识,而毛是知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他现在要“驰”一下。江青不管这一套,不停地在政治上搞些小动作,其实不管江青挑什么事儿,由头都是毛给的,比如批周,批经验主义,评法批儒,评水浒等等。但是江青不知分寸,总想把毛干七成的事儿推到十成,不给毛留余地。而毛总是要留有余地,以便作出改变的。毛在74年下半年开始讲安定团结,但江青依然以斗争为日常工作,惹毛不快,竟然说出了“江青有野心”这种重话。他要借邓来压一压。但是不要忘了,毛在压左派的同时,正考虑给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从马列那里寻找依据。他让张春桥、姚文元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些说法,这就是后来批资产阶级法权的由来。75年6月21日,毛会见他最好的学生波尔布特,对他说“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波尔布特心领神会,回到柬埔寨,便要搞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他的方法简单,就是杀,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统统杀光,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惨剧,把柬埔寨变成了“killing field”,一个名副其实的屠宰场。但他们杀的不是牲口,而是人,其中包括大量炎黄子孙,柬埔寨的华侨。现在国际法庭审判红色高棉,但居然没有人去追究背后的教唆犯是谁。

问:当时毛不仅提供杀人的理论,而且提供杀人的武器,红色高棉的全部供给,武器装备,医药食物,全部由中共无偿提供。

答:对,中共手上沾满了柬埔寨人民的鲜血。我们再看邓小平的动作。他领导批判四人帮,又适可而止,给毛留了面子,否则深批下去就要涉及文革了。邓对文革采取的方针是绕着走,不纠缠四人帮问题,取得毛的信任和授权,推行他的政治路线。所以他向毛汇报批四人帮时,虚晃一枪,说“政治局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会散会”。毛对他的处理很满意,说“你要把工作担起来”,邓说“我有决心”。所以从75年7月2日,邓开始主持中央工作。我认为这一段是邓最精彩的一段。要在毛的眼皮底下,把文革造成的破坏一点点恢复过来,又不惹毛的不快,他是使尽全力,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为他后来的改革开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邓使的第一招,是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也就是把安定团结、搞国民经济和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地位放平等。这三项指示都是毛的,所以“以三项指示为纲”就稀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话语,这样要安定、要搞国民经济,凡是文革中与此相对抗的势力和做法,一律要整顿。邓的整顿是全面的,在工业上,他抓了铁路、钢铁、石油、煤炭,都实现了生产的大增长,然后他又整顿军队,主要是把林彪搞的那套突出政治的花架子全部打掉。他指出军队的问题是“肿、散、骄、奢、惰”,当时他那句名言“雷锋叔叔不在了”全国流传。然后他在科学界搞科技整顿,让胡耀邦带着李昌、武衡搞科技汇报提纲,大张旗鼓抓科研,解决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胡耀邦跟着提出来要“刮业务台风”。然后又整顿教育,公开鼓励学外语,学数理化。跟着就是整党,其实他是借机要把文革中进了领导班子的人都清出去。

问:邓这个人真是干才,大刀阔斧,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全面推进整顿,这能让毛不起疑心?

答:文革后期,我们一些朋友也议论过这个问题。如果邓隐忍不发,大权在握,却一点点地推动,不惹毛的注意,静待毛死后,再大展宏图,是不是更好?从策略上说,可能更好,但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而且像邓这么一个有责任心的人,看到国家实在是沉疴遍地,他忍不住了。有人说,邓会错了毛的意,以为毛真心让他放手大干。我倒认为邓是揣着聪明装糊涂,他知道毛的关注点从来不在国计民生上,但你好歹说过,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呀,我就大抓生产。你说要安定团结,我就整党,把派性人物处理掉。但是邓还是低估了毛翻云覆雨的能力和速度。邓冒的风险太大,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全面向文革宣战,正像我们上次节目中讲过的,毛观察邓行为的中心点,看他一旦大权在握,如何对待文革。因为文革才是毛一生的唯一“创举”。形势突变的起因,是邓向毛转了清华大学刘冰的信,而毛见信即下判断,“刘冰告迟群和小谢,矛头是对准我的”。火上浇油的是,9月27日,毛远新向毛汇报辽宁的情况,他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有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要注意,毛这时已不出中南海,眼睛也半瞎,每天躺在床上,身边只有张玉凤等几个贴身小女人伺候。他的状况和中国历代封建君王的状况极为相似,只信身边人,对治国的大臣永远怀疑。这谢静宜曾是毛的机要秘书,迟群是毛派到清华去的, 毛远新是毛家仅存的智力健全的下一代。毛的判断当然是依靠这些人的。听了毛远新的汇报,毛断定邓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使出一个杀手锏,让邓主持做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这是直接将军,看邓怎么做。结果邓以“桃花园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为托词,表示自己不了解文革的全过程,无法做这个决议。毛看出邓的本意是不要为文革背书,终决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75年底,中共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说“7、8、9三个月,社会上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正式揭开了文革的最后一场斗争的帷幕。

问:这次毛的指示不灵了,全国都站在了邓小平的一边。

答:这正是问题的实质,邓成了一面旗帜,民心党心军心都同情他,对毛的各种非议到处流传,所以有“抓谣言”一事。但毛已把自己放在全国人的对立面上,天怨人怒,文革的覆灭就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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