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世达赖喇嘛2016年9月再访巴黎。尽管达赖喇嘛及其身边人员一再强调此行并无任何政治使命，其日程安排也主要是围绕保护环境、弘扬慈悲与仁爱、推动不同宗教和谐共处等议题的公开演讲或布道，但围绕这次访问活动，政治几乎无时不在。一方面，法国政要对这位年过8旬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避而不见引发了种种对来自中国政府压力的推测，而这种推测也由不同渠道得到证实，这次名义上没有任何政治使命的访问因此蒙上一层特殊的政治色彩；另一方面，达赖喇嘛继承人问题不时被媒体提及。达赖喇嘛虽然名义上更是宗教领导人，是藏传佛教信徒的精神领袖，但第14世达赖喇嘛自1959年逃离西藏起，就成为藏人事业的化身，他的继承人问题因此远超出了宗教范畴，直接关系着西藏的未来前途。随着达赖喇嘛本人年事渐高，北京反复强调世俗的中央政府在藏传佛教领袖转世体系中有决定性作用，而达赖喇嘛本人则提出他可能是最后一位达赖喇嘛。有着近五百年历史的达赖喇嘛转世传承制度是否还将继续因此成为悬念，吸引舆论的特别关注。在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中，我们就结合达赖喇嘛本人在这次访法行程中的一些表述，以及有关专家的解释，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继承人问题在达赖喇嘛抵达巴黎后的第一次公开活动中就被提及。在9月12日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您会是最后一位达赖喇嘛吗？”
达赖喇嘛：“这是可能的。我一直说，倘若我成为最后一任达赖喇嘛，我会很高兴，因为这最后一位达赖喇嘛很受欢迎嘛。”
问：“您为什么会考虑自己会是最后一任呢？有什么原因促使您这样想吗？”
达赖喇嘛：“倘若藏人认为达赖喇嘛制度不再有多大意义，那何必坚持呢。早在1969年我就曾在一次正式讲话中正式地说：达赖喇嘛制度是否继续下去应当由藏人决定。”
达赖喇嘛的回答流露出对下一位达赖喇嘛可能难孚众望、尤其是有可能在西藏内外出现两位转世灵童局面的忧虑。达赖喇嘛曾半玩笑、半认真地表示，他转世的地点有可能在西方，也许还会转世为女性。然而2007年8月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特别颁布《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中央政府将按照《办法》在中国境内确定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9月15日，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正式访问欧洲委员会时，主动提及其继承人问题：
达赖喇嘛：“作为藏人，我自2011年起就完全辞去了政治职务，我不仅完全退出了政治生活，而且正式地、愉快地、很心甘情愿地（volontairement）结束了达赖喇嘛制度四个多世纪的政教合一模式。这一点将自第15世达赖喇嘛开始执行。有时我会说，如果15世达赖喇嘛出现，他会怎么说呢？不过，不用担心，不会有这样的危险（笑）。”
“我反复说，有些宗教体制，比如达赖喇嘛体制是封建体制，如今，封建制度过时了，现在应当是民主，是个人自由，是社团自由，是法治 不是个人统治，而是法治，现在是时候了。”
“达赖喇嘛体制已经过时了，所以，我不仅自己完全辞去了政治职务，而且决定终结这个传统。如今政治事务有民选政治领导人负责。在最近的选举中开始时有多名候选人，后来只剩下两名候选人竞争。他们甚至学习了印度政客的竞争方式，还有美国现在的那种很有点可笑的竞选。有印度朋友对我说：你们现在学会选举了，有太多的候选人学习那种竞选方式。我对他说，在过去，我们向印度学习哲学等等，在当代社会，我们也在学习印度政客的行为方式，所以有这样的竞争。”
“总之，从那以后，我就完全投入到西藏的环境保护事业，这很重要。还要保护西藏文化，包括西藏语言。藏文化主张和平，主张非暴力，主张慈悲，这样的文化应当得到保护。”
长期担任达赖喇嘛的法语翻译的法国著名学者僧人马修•李卡德(Mathieu Ricard)对达赖喇嘛此番阐述的解释更侧重其中的民主思想。他向本台表示：
马修•李卡德：“他（达赖喇嘛）说，他很高兴、很愿意、很自豪、很自由地（而不是向法国大革命那样）结束了达赖喇嘛制度教权与俗权４００年的错综结合。第一阶段是在２００１年，第二阶段是在２０１１年，他全面退出政治。达赖喇嘛说的第二点是，达赖喇嘛制度并不重要。这一点他反复说过很多次。他说应当由藏人以民主的方式决定是否继续这个体制。达赖喇嘛是民主的捍卫者，他一直都是。在西藏的时候，他没有能推行民主，因为当时条件不允许。他一抵达印度，就急切地想做一件事：民主。他说，那些封建体制、那些政教合一的体制、极权体制，也就是由少数人领导所有人的体制，没有前途。现在，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藏人有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达赖喇嘛没有政治角色，未来的达赖喇嘛没有政治角色。”
法广：那谁来决定达赖喇嘛制度是否继续呢？
马修•李卡德：“首先，是所有那些与藏传佛教有关的人，这也包括蒙古人、布丹人、尼泊尔人等在内，也就是有一千两百万人可以决定，或者认为达赖喇嘛的存在有用，或者认为这个存在太陈旧了，没有任何意义。这都由他们选择。达赖喇嘛说过：这根本不重要。他常说：那些中国政府朋友好像比我更看重这个体制。”
的确，达赖喇嘛关于他有可能是最后一位达赖喇嘛的立场显然让北京非常不满。2015年3月的两会期间，负责处理西藏事务的前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时任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先后指责达赖喇嘛背叛达赖喇嘛世系，并强调达赖喇嘛对其转世与否没有发言权，这一决定权在中央政府。
但无论如何，随着达赖喇嘛退出政治事务，自五世达赖喇嘛起成型的藏传佛教俗权与教权合一的模式已经结束。达赖喇嘛的法国传记作家Sofia Stril-Rever向本台表示：
Sofia Stril-Rever：“在2011年的时候，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明确结束了双重使命的达赖喇嘛体制，也就是既承担政治使命，又承担精神领袖，因为他认为新一代藏人的民主教育已经完成。要知道，藏人刚刚流亡到印度的时候，完全没有民主机制，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一点儿概念都没有。所以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民主）教育。2011年达赖喇嘛结束这种管理机制的时候，藏人都求他继续担任政治领导人。但他要求藏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一方面，正是因为考虑到继承人问题，他担心倘若未来的达赖喇嘛还是孩子，那就会出现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权力真空，这会对藏人非常不利。另一方面，那时就需要任命一名摄政者，而这会引发很多、很多的阴谋，因为有权力争夺，所以他很希望能保证藏人在那时仍然足够坚强，于是就有了民选总理来保证权力的延续。洛桑桑盖不久前刚刚竞选获得连任。”
“至于精神领袖的继承人问题，未来的第十五世达赖喇嘛将只负责宗教事务。他在此问题上一直非常明确，也就是，（是否有第15世达赖喇嘛）要由藏人自己决定。”
达赖喇嘛世系的政教合一模式已经随达赖喇嘛退出政务而结束，而第14世达赖喇嘛关于转世传承制度是否延续的表态也在一定程度上预先削弱了北京未来某些举措的宗教合法性，但西藏问题如何解决则更取决于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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