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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不许追究的“反革命集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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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9月,甘肃省天水地区发生了一起被列为全国第四大案的“反革命集团案”,多达43人被捕,远在上海的林昭也牵涉其中。最后她与另外两人在文革中被判死刑,文革之后全被平反。国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谭蝉雪女士编著的电子书《星火: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这次节目,我们请参与编辑的明镜集团总主笔高伐林先生做一个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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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高伐林先生,这本书,书名“星火”,是否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寓意?

高伐林:书名“星火”,直接原因,是当年这些为民众苦难“鼓与呼”的志士所创办的地下油印刊物就叫“星火”  他们取这个刊名,确实就寓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期望。在中国大陆严酷的政治环境下,不难想见,必然会被打成“反革命刊物”加以扑灭。燎原未成事实,“星火”却通过这本书保留下来,但愿传之久远。

法广:他们为什么要创办这样一份地下刊物?他们是些什么人?

高伐林:说起来,这个刊物倒正是一批大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产物。其中主要骨干,张春元、向承鉴、顾雁、苗庆久、谭蝉雪等等,多是兰州大学的学生,个别的是青年教师。他们在1957年中共号召帮助党整风期间,上了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的大当,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武山、天水等地农村监督劳动。乡亲们对他们不错,但是他们亲身经历了“大跃进”的荒诞闹剧和大饥荒的惨痛悲剧,亲眼看到了大批农民饿死。他们想过、也试过向上反映真实情况,但这些人本来就是“因言获罪”,反映情况又有谁会听、会信?他们不甘沉默,自己撰写文稿、刻写钢板、油印邮寄……不过,《星火》只出版了一期,第二期还在筹备之中,就被破获了。

法广:这唯一的一期《星火》,有什么內容?

高伐林:有张春元所写的《粮食问题》、《农民、农奴和奴隶  当前中国农村剖视之一》,向承鉴所写的《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他们在筹办的过程中,与慕名已久的林昭取得联系,得到林昭的支持,林昭将自己的一首长诗《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交给他们,在创刊号上刊出了。从这些标题,不难想见其內容:反映人民公社化之后农民沦落为农奴的深重苦难,探索如何帮助农民、也帮助祖国找到出路。在那个比罐头禁锢得更严密的年代,在那个中国贫瘠偏僻的农村,以他们的年龄和身分,不可能拥有多么丰厚的精神资源,既不可能了解高层方略、中国和世界大势,也不可能获得马列主义之外的思想武器  好不容易才偷偷得到一份可供参考的南斯拉夫改革文件。但他们是以青春的良知和热血来寻找真相、追求真理,薄薄的油印刊物,让我感到沉甸甸。

法广:他们后来遭到什么样的厄运呢?

高伐林:1960年9月,国庆节前夕,当局一夜之间在武山、天水张开天罗地网,随后又在上海抓人。此案一共逮捕了43人,包括大学教师、研究生、大学生、干部和农民,后来多被判重刑,从无期徒刑到三年不等,向承鉴坐牢18年,顾雁17年,苗庆久20年……还有人被判管制。尤其是,文革期间本案主犯和被牵连者,共被处决三人。

法广:被处决的,都是什么人?

高伐林:其中一位,就是与本案有关的林昭,1968年被害;另外两位,是1970年在文革中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同一天遇难的:一位是武山县委书记处书记杜映华,他作为一个正直的基层官员,对民众的苦难感同身受,也器重这些“右派”学生的胆识;另一位,就是《星火》的灵魂人物张春元:他16岁就参加了解放军,在朝鲜战场上担任汽车兵出生入死,在轰炸中受重伤,复员后给首长开小车。作为调干生,他考取了兰州大学历史系,不幸遇到反右,在劫难逃。值得一提的是,在监督劳动中,他还用业余时间写了一个反映“抗美援朝”的电影文学剧本《中朝儿女》在杂志上发表,长春电影制片厂甚至打算投入拍摄,但一打听作者是个“右派分子”而作罢。从一个革命军人到殉道的思想者,张春元求索的经历值得后人铭记。

法广:这样一个案件,文革之后为什么很少有人提起?

高伐林: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此事发生在“一穷二白”的大西北。不过,还是有一批志士仁人苦苦努力,让其不致于湮没。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评价说:《星火》填补了中国思想史的空白。如果没有他们,这段历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林昭和她的《星火》战友们是拯救了我们民族的灵魂,他们才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筋骨和脊梁’”。中国著名的独立制片人胡杰说:《星火》杂志是中国大跃进饥荒时期极为罕见的重要的民间地下刊物。它对大跃进饥荒的灾情和民怨有现场的记录,并对人民公社运动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的研究和思考。它对人民公社把农民变为农奴和奴隶进行了活体解剖式的研究,在理论上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学术界对《星火》刊物的重要性远远没有认识。

法广:此书的编著者谭蝉雪是什么人呢?

高伐林:她今年已是82岁高龄了,当年她是张春元的未婚妻,也是这一案件的同案犯、幸存者。1956年她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开始,她坐了14年牢。平反后她调到敦煌研究院主攻敦煌民俗,先后出版过七部专著。谭蝉雪退休后,定居上海,历经十二寒暑,多次重返兰州、天水等地搜集关于本案和当事人的资料,要给历史存证,到2010年,终于在有关部门的档案库中找到了最重要的证物  公安部门作为罪证保存的《星火》杂志原件。但当她好不容易编著了书稿,掏出五万元自费印出一些给有关当事人和子女做纪念時,却被当局不由分说全部没收……钱理群教授说:这是一本血写的书;这是一本拷问我们灵魂的书;这是一本我们期待已久的书……他们逼问着:你的心是颤动的,还是死的?你的血是热的,还是冰的?你的灵魂是圣洁的,还是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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