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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知青”——失落的一代

media 文革时期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画

今年夏初,有一位来到巴黎的中国游客—孙先生。他是“知青一代”中的一员,出生于1950年代,被毛主席大手一挥送到了农村。他没有办法回到青少年时期的故乡,却最终将女儿送到法国来读书。女儿同样也从事着知青运动的 研究……。这一条漫长的中法航线,正像是从这一代中国人所经历的图景,他们走出了毛时代的与世隔绝,走向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 辉煌。


“知青”——失落的一代
布里斯•贝德洛兰迪&卜光/文 孙佳雯/译

 

从1968年到1980年,1700万中国“知青”被中国共产党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

今年夏初,游法人群中,有一位来到巴黎的中国游客。 62岁的孙先生——他希望能够匿名——第一次来到法兰西的首都,他在艾菲尔铁塔之下望塔兴叹——人太多,上不去,然后又去里昂转了一圈。他的皮肤被太阳晒 得黝黑,脸上笑意满满,显然对这次旅行非常满意。他是“知青一代”中的一员,出生于1950年代,被毛主席大手一挥送到了农村。在中国,“68一代”有着 不平凡的命运: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猛然地面对农村世界的生活艰苦,承受着人生中种种剥夺,而今天,他们终于能够享受退休后的生活——当然只是对于那些有 幸能够离开农村的知青来说——因为他们的祖国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在参加上山下乡之前,孙先生住在杭州——一座位于浙江省沿海地区的城市。他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因此,根据那个共产主义时代的标准,他是一个“红五类”。“对于家长来说,分别当然是一个很痛苦的时刻,但是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运动,我们只能去,没有办法拒绝。因为我在家里是最大的,我就得去,否则我的小弟弟就要离开家去外地。如果我去离家很远的地方,他就可以留在杭州。所以是我离家到很远的地方去。”孙先生的目的地是黑龙江省的一个生产建设兵团,距离杭州有几千公里。那里远离一切人间烟火,却靠近苏联。在去之前,他对那里一无所知,除了那里“非常冷”,以及早在清朝时期,那里就是政府遣送政治犯的“流放地”。

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人口迁移

孙先生踏上了一列特殊的火车,上面还搭载着上千位和他 一样的“知识青年”,他们要前往自己的工作地点,一片等待开垦的原始森林。3年前的1968年,为了结束混乱一场的红卫兵运动,毛泽东大手一挥,第一次决 定利用军队的吸引力,号召青年们前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了实现这一点,他决定再一次发动一个早在1950年代就实行过的运动——上山下乡。

毛的最高指示,在1968年的一个冬夜——那是12月21日——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发布,第二天,又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伴随着最高指示的发表,中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 规模空前的人口迁移。到1980年为止,将近1700万、年纪在15岁或者稍长的年轻人被卷入了这场运动。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四处都是一片欢天喜地的景 象:一群群排列整齐的青年前往火车站,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动员歌曲和革命口号,还有各种相诉衷肠、泪水与告别,以及在抵达上山下乡地点之后的欢迎会,然后他 们被又分配到各个不同的工作地点。那些在1968年-1969年离开城市的青年们往往怀抱着相当的热情参加上山下乡。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自愿前去的。 而之后,事情的发展渐渐失去了原有的活力。

“我们被浪费掉的青春,缺失的文化生活,我们艰辛的生存环境,所有这一切都在动摇我们对毛泽东的信仰。”——江棋生,一位异见者,1969年下乡时20岁。

1969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时候,江棋生20岁,他 去的是距离家乡江苏常熟20来公里的农村。他曾经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他建立了自己的红卫兵——一群为保卫伟大领袖而疯狂的年轻人们 ——组织。那年夏天,他被卷入了一场红卫兵造反派的械斗之中,双方虎视眈眈,先是刀子、棍棒,然后双方都装备上了手榴弹和枪支——由支持双方的军队分别提 供。

对于江棋生来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始,好比“退出文革的大舞台”。他曾经在这片舞台上活跃了4年。而在接下来的4年,他又在长江上的一艘驳船上放映宣传片——江青的八大样板戏,还有那些抗日电影。 “最开始的时候,对于中断学业,我并没有感到沮丧。因为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并不是说我们所有人一定想要去‘下乡’,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地拒绝。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江棋生的主要工作,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农业生产。他曾经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向农民学习,了解农民的生活状态,并且相信这一切都会是有收获的。可是,两三年过去了,他和其它的知青们一样,对于那渺茫的“收获”感到沮丧:“事情变得很清楚了,我们做这样的工作并没有任何前途。有一些有关系的家长已经开始寻找门路,想方设法把他们的孩子弄回城里。”

【1968年7月27日】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被分配到了北京清华大学,那里曾经是文革的摇篮,宣传队的目的是为了收服红卫兵。这是国家正常化的开始,国家军队的控制开始加强,为了结束混乱的内部战争。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表最高指示,要求青年们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些青年们被称为“知识青年”(知青)。截至1980年为止,大约1700万15岁及其以上的年轻人被卷入其中。

【1981年11月25日】国务院知青办公室被撤销。

在当时,这种“走后门”的现象很让当局担忧,因为它会损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即使是那些最愚蠢的人们也开始醒悟过来了。因此,知青们变得越来越心慌意乱,越来越沮丧,越来越愤世嫉俗。没有人能够读书,因为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读。没有人有着人生目标,因为没有可以看到的未来”,江棋生补充道。

1971年,毛泽东的继承人林彪在一次不成功的政变之后试图叛逃苏联,死于途中,林的死亡终于唤醒了这个被牺牲的一代。 “之前毛泽东选择了刘少奇当接班人,但是他被打倒了。然后毛又选择了林彪,结果林彪成了叛徒。这一切正说明毛泽东自己就很缺乏洞察力。所有那些我们被浪费的青春,缺失的文化生活,我们艰辛的生存环境,所有这一切都在动摇我们对毛泽东的信仰”,江棋生回忆道。

在江棋生看来,长达十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于这些青年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并且导致了在当今中国,这一“失落的一代”所面临的困难局面。“我们这一代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们是文革带来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牺牲品。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正常发展。这是反智主义,这是反现代的”,他说道。

秘密读物

“我开始理解这个社会的伪善和虚假,而我之前也曾经是这样的一员。”——张抗抗,作家,1968年下乡时18岁。

响应毛泽东号召那一年,张抗抗18岁。那时她在杭州, 和父母住在一起。因为父母有“历史问题”,所以张抗抗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运动:他的父亲在1952年被中国共产党除名,之后在车间工作。在文革刚开始的时 候,父亲把家里所有的书都收起来塞进一个箱子里,上面写着:“待批判”。她妈妈是一名教师,曾经被隔离了一段时间。但是整个家庭还是从最残忍的暴力魔爪下 逃出生天,小心翼翼地夹着尾巴活着。

张抗抗则渴望更多的空间和自由。十几岁的时候,她就发 表了自己的小说,并且在成为一名作家的路上大踏步前进:她想要去体验生活。她被宣传中那个“开垦北大荒”(位于黑龙江)的口号所吸引。她的父母对此犹豫不 决,因为不愿意她离家这么远。但最终,她还是偷了家里的户口本,带上了她的身份证,志愿成为开发建设新边疆的一员。她被分配到了佳木斯附近的一个集体农 场。

在现实中,这里曾经是一座改造政治犯的劳教所,一部分场房被清空出来,用来接待知青。有一些过去的劳改犯还住在这儿,就在场边的一间小屋里,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农场有砖墙,上面是带刺的铁丝网,四角还分别有一座站岗的角楼。它看上去仍然就像是一座监狱。我们感到震惊,并非常沮丧,这完全不符合我们之前的想象”,她说。

张抗抗在那里度过了令人不安的、苦不堪言的五年时光——但是她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小说《分界线》。在当时,政府鼓励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出版社也会出版相关的、有教育意义的书籍。张抗抗的小说讲述了知青日常生活中的小曲折,避开了政治的话题,讴歌了知青群体的英雄气概。张抗抗在上海的出版社请她到上海,在1974-1975这两年的时间内修改这份手稿,1975年书出版后,她又被送回北大荒待了三年。

在上海的日子好似黑暗中的一缕阳光:她发现出版社里有间屋子,里面全是被藏起来的中外经典读物——大仲马、雨果……“他们把这些书收集起来,说是为了‘进行批判’,他们允许我读这些书。于是有两个月的时间,我天天都去那里,借口是去上班。我开始理解了这个社会的伪善和虚假,而我之前也曾经是这样的一员。”

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走向了改革开放 之路,张抗抗成为了“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她的个人著作里讲述了在这一时期的所遭遇到的痛苦经历。她的丈夫吕嘉民,笔名姜戎,是《狼图腾》一书的作 者,这本书基于他在内蒙古的知青经历,并且在2015年被让-雅克•阿诺搬上了大银幕。一场反抗运动终结了上山下乡。地处边陲,中越边境的云南知青掀起了 反抗的浪潮,他们通过集体绝食,最终导致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完结。“没有官方正式的决定,一切都在小心翼翼地偷偷进行。同时,虽然1978年底云南知青闹了返城运动,但是在那之后还有知青被陆续送到农村。所有人都觉得是邓小平终结了上山下乡运动,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失落的一代》的作者,历史学家潘鸣啸解释道。

很多知青返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而有一些没有,比如孙先生,他一直没有能够返回杭州。“我的‘关系’不够呀”,他笑着说道。他在北大荒结婚,生女,继续着他的生活:“我已经习惯了。”在被送到原始森林里垦荒几年之后,孙先生又被调到了一座油田,依然在黑龙江境内。他在油田度过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直到2014年退休。听上去,他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创伤。被分配到黑龙江省的知识青年属于运气比较好的一群。“上山下乡运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粉红色的幻影。他们当时的工资也很高。”潘鸣啸指出。

而还有一些知青则失去了他们的幻影。在这些人中,包括了一些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参与者——比如现在正在依然受监视的异见者江棋生,他的朋友,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依然身陷囹圄。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江棋生正在一家肉联厂工 作。他一直等待着机会的到来,如饥似渴地读着手边所有带文字的东西。他向返城的同学借了手抄本复习。足足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恶补数学和物理两门功课,因为 一位老教授给他建议说:在混乱时期之后,对这些科目的要求不会太高,因此考题不会太难。江棋生成功地通过了高考,考上了北航。

在学生时代,他的批判精神变得愈发尖锐,尤其是在整个中国刚刚走出了毛主义噩梦的那几年。他的一个同学跟他讲,在云南有一座小村庄,里面住着国民党的残疾老兵,他们都是在江棋生的江苏老家与日本人作战的时候负得伤。“我们一直都相信国民党在抗日的时候没有开过一枪,因为宣传里就是这么说的。我感觉无比震惊。”他一边做着研究,一边从不停止质疑党的合法性。1989年还在读博士的时候,他积极参与到了天安门事件之中,然后被判入狱2年,1999年,他再次因为“煽动颠覆国家罪”背叛入狱4年。

“习近平的一张王牌”

在政治天平的另一端,是那些著名的知青、国家现任领导人,比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主席习近平,还有总理李克强。“对于习近平来说,这段知青经历是一张王牌,一种政治资本。他可以打出这张牌,说自己是从底层起步,吃苦爬上来的”, 潘鸣啸指出。现在正是这“吃苦”的一代在掌权。文革只是一段遥远的记忆,在记忆里人们被驯服并被要求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些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的人(也包 括很多商业领袖)曾经正是毛泽东想使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人们,他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这是伟大的总舵手深恶痛绝并且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避 免的。在毛泽东死后,也是他们挑起了复兴这个国家的重担。

而那些没能发大财的知青们,比如孙先生,他为石油工业默默地奉献了一生。他没有办法离开,也没有办法回到青少年时期的故乡,却最终将女儿送到法国来读书。女儿同样也从事着知青运动的研究……而正是女儿邀请他来到巴黎游玩。这一条漫长的中法航线,正像是从这一代中国人所经历的图景,他们走出了毛时代的与世隔绝,走向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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