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进城打工夺走的青春

美国总统大选不足百天之际，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展开了激烈较量；土耳其军事政变失败，面对埃尔多安展开的规模空前的大清洗运动，欧盟方面避开视线，主要是出于对安卡拉不履行双方签署的移民协议的考虑；在波兰举行的世界青年日落下帷幕，这是8月1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国际新闻要点。法国国内新闻焦点则主要围绕源头提税（impôt à la source）计划以及社会的贫困现象展开。

中国庞大的农民工队伍，构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一种现象。“留守儿童”则随之成为一个广为认可的新名词。一年前，发生在贵州的一起全家留守儿童集体死亡的事件震撼了整个中国。今天出版的《解放报》在国际新闻版页刊出长篇报道，披露了中国农民工及留守儿童的境遇。该报特派河北记者首先在报道中描绘了一家农民工所在家庭的大致情况：家中的两个儿子和各自配偶纷纷外出打工，留下两位年迈的老人和四名幼小的婴、幼儿。报道随后指出：目前中国的农民工人数已超过两亿。由于没有当地户口，这些在大城市打工的外来农民工的子女无法入学当地学校。许多农民工住在集体宿舍、居住条件非常恶劣，只好将子女寄养在农村父母或亲朋好友家。这些人或年事已高、或不识字、没有文化，无法向留守儿童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或爱的温暖。尽管如此，仍有两百多万留守儿童无人照料，只得依靠自己勉强生存，从而成为一些犯罪分子瞄准的目标。近年来，连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进一步凸显了他们的困境。

2015年，贵州一家四个留守儿童，在独自生活一年、没有见到父母的情况下集体自杀。14岁的长子用农药毒死了他的三个妹妹，随后自杀身亡。三个妹妹的年龄分别为5岁、8岁和10岁。2012年，同样在贵州，5个男孩为了避寒，闷死在垃圾箱内。

面对这些“极端的悲剧”，政府方面做出反响。今年三月，相关部门首次展开留守儿童全面清查工作，这项工作已于近日完成。政府当局呼吁家长、监护人、学校和地方政府切实担起责任，并要求加强法制以确保儿童的健康和安全。今年二月公布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国家、基层政府和社会劳动机构的各自职责。《解放报》指出：然而，中央政府制定的方针在遥远、偏僻的省份如何得以实施，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中国刚刚兴起的社会服务机构则在默默祈祷，希望
不要再发生留守儿童遭遇意外的事件，从而得以避免相关的保护措施就地实施的情况发生。

《解放报》还刊出法国国家人口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伊莎贝尔-阿塔尼（Isabelle Attané）的观点指出：应从经济背景的角度来看留守儿童现象。不应该认为这些父母不称职。阿塔尼指出：农民工大潮从90年代开始。这些农民工每天工作14小时、每年工作365天，收入很低，可以想象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子女，也没有办法为自己的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宽敞的住房。因此，不应该认为这些家长故意选择抛弃子女。而且在中国的文化中，将孩子交由祖父母或亲属照料，问题并不像西方国家一样严重。

《解放报》指出：从某种意义而言，政府当局从农村引来了廉价劳动力，却又不能让他们完全像城市人一样地生活，导致他们感到困惑。当局往往愿将责任推向父母、学校及监护人。阿塔尼认为：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经济局势的改变，留守儿童问题将逐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