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收听
第一次播音( 一小时) 北京时间6:00-7:00
法广2017年6月29日第一次播音北京时间6点至7点
 
收听 下载 播客
  • 第二次播音(一小时) 北京时间 19:00-20:00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17年6月28日第二次播音( 一小时) 北京时间19h至20h
  • 第二次播音(新闻)19:00 - 19:15(北京时间 )
    新闻节目 28/06 11h00 GMT
  • 第二次播音(时事与专题)19:15 - 20:00(北京时间)
    其它节目 28/06 11h15 GMT
  • 第一次播音( 一小时) 北京时间6:00-7:00
    法广2017年6月29日第一次播音北京时间6点至7点
为了更好浏览多媒体内容,您的浏览器需要安装Flash插件 若要连接,您需要启用您的浏览器上设置的cookie。 为了更好浏览,RFI网站与以下浏览器兼容: Internet Explorer 8 et +, Firefox 10 et +, Safari 3 et +, Chrome 17 et +

徐友渔:警惕文化革命重现是一个现实课题。

作者
徐友渔:警惕文化革命重现是一个现实课题。
 
2016年5月15日,一批毛泽东的崇拜者在香港游行,纪念文革发动五十周年。 苹果日报

2016年是文革发动五十周年。6月底,世界各地数十名文革研究学者汇聚洛杉矶,参加文革研讨会。如果说文革研究在不断深入的话,文革在它的发生地中国如今却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与此同时,种种迹象显示那些人们认为已经久远的文革记忆似乎正以新的形式出现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文革研究与反思是否正远离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成为纯学术话题?中国人如何才能走出毛式思维的阴影?我们邀请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教授向我们介绍洛杉矶文革研讨会的一些主题演讲,以及他对文革反思的一些看法。

文革研究与民众记忆出现脱节

法广:这次文革研讨会期间您主持的讨论活动的主题是““对文革研究的再研究;对反思文革的再反思”。首先,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主题?这里的“再研究”与“再反思”只是程度上更进一步?还是针对此前研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视角?

徐友渔:正是您说的后一点:针对以前的研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视野。这说明文革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和成果,所以才可能对以前的研究重新审阅和审视。这表现在很多方面。简单地说,第一,我觉得,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真相越来越清楚,这首先得利于对文革资料的积累,比如,宋永毅教授他们做了三千多万中文字的文革数据库,我们对文革基本事实的了解更全面,更细致了;另外,文革期间很多事实以前被忽视,现在也重新提出来;还有,对文革研究的视角有极大的扩展,比如,以前的文革研究受大陆的一些东西的局限,只是简单地否定文革,现在,我们对文革各个不同侧面都有很多不同的理解,而且运用了现在最新的政治学、历史学、文艺批评、或者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所以,可以夸张一点地说,有点百花齐放的苗头。

法广:文革结束已经近四十年,中国人对文革的记忆开始遥远,如今的年轻一代对文革更是知之甚少,这样形成的时间距离与心理距离是否也会淡化人们对文革反思的关注?文革研究是否会越来越变成一个纯学术课题,离当今中国人所关注的话题越来越远?

徐友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事实上,这次文革研讨会参与者的一个共同担忧就是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文革研究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泛,但另一方面,专门的研究者集中在少数人那里,对于广大的读者或者广大民众来说,尤其是对于年轻的一代人,他们对文革了解知之甚少,淡忘的情况也出现,所以就有这样一种脱节,就是说研究者的努力与广大民众对文革的关注度和记忆的程度之间的脱节,这是大家最忧心的问题。但是,我们除了自身努力以外,对改变客观环境还是感到无能为力,因为中国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在扼杀记忆,让人们淡忘历史,研究者做了很多努力,但这种努力,不能说于事无补,至少可以说收效甚微。

法广:现在我们再回到这次研讨会的情况。郭建教授(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白水校区英文教授)在会上的演讲题目是:当前文革研究中的“造反派情结”。是否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观点?

徐友渔:我非常重视郭建教授这篇演讲,在与会过程中我与他有过多次讨论,我很愿意谈谈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背景是:最近几年文化大革命亲历者和当事者写的回忆录越来越多,其中一个特别凸出的现象是:写回忆录的人主要是文革中造反派的领袖。他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相当深入、相当生动的文革史实的披露,这是引起大家注意的方面,而且,这批回忆录极大地促进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因为这些回忆录写得非常坦率。我基本上都看过,觉得他们基本上还是抱着一种真诚的态度来写的。但是,郭建教授注意到一个问题:因为这些人自身是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领袖,他们的回忆录给人印象是非常可信、非常真诚的,有很多细节和以前不为人所知的东西,我们的研究就会极大地依靠这些回忆录,因为里面包含着基本的事实材料。但是由于自身的经验、经历的局限,这些人的反思或多或少地会表现出一种反思程度不够,带出一种造反派情结。所以,郭建教授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和警惕,因为其中有一种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美化文革期间的造反派的倾向,当然,这种现象本身就值得关注和讨论。我相信很多有造反派经历的人,甚至一般的文革研究者也会认为文革中的造反派本身有一定的正义性,所以,这些人不一定是想美化,而是如实地表达了一种是非对错。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很欣赏和推荐这篇论文。

政府担心反思文革会动摇民众对政治制度的盲目信仰

法广:由于官方的控制,文革讨论在中国无法成为一个公开的话题,但是近几年文革还是不时回到舆论空间,比如一些当年的红卫兵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尤其是暴力行为道歉。舆论对此评论不一。在您看来,反思和清算之间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中国政府一再避讳反思文革,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担心反思的结果导致清算?

徐友渔:我觉得……也不是。因为反思再深入,人民也没有力量去清算。政府担心反思文革,还是担心对文革揭露越深,人们对制度的质疑会增加,因为人们会追究这种政治制度弊病何在,因为毕竟文革是在现有的政治制度框架之下才得以发生,所以追究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造成那么多人间惨剧,就会考虑如何改变这个制度,我觉得政府的担心主要在这里。我相信执政党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清算问题,但是他担心大家对这个制度盲目的信仰会因此而动摇。

中国现代化道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要彻底批判毛泽东

法广:这次研讨会上还有学者谭加洛先生(注:美国独立研究者)的发言:“我们是毛的孩子”。这个题目让人联想到此前作家王若望先生说过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这是否是谭加洛在这篇演讲中想阐述的观点?您怎么看?

徐友渔:我主持这个单元的讨论会,因此对这篇发言很留心。他主要想说的是:因为大家都在批判文化大革命,都把自己扮演成受害者。他针对这个倾向指出:实际上我们都是大量的参与者,本身也有责任,他比较深刻也比较严格地反省了自己受到的教育,以及自己的思想,他把自己称作是“红旗下的蛋”,也就是生长在红旗下,或者用大家更熟悉的话说,就是“喝狼奶长大的”,这是一种自我反省。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受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促使了文化革命期间年轻人非常野蛮、非常不文明的行为,我觉得这篇反思很好。

至于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重点不在这里。这句话很深刻,据我看,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每个人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很大,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更是如此,毛泽东那些政治手腕的东西,或者利用群众、欺骗群众的那些东西,不同地位的人都会有,政治地位高的人,越容易接近毛泽东,他们心里的“小毛泽东”可能更严重些。

法广:毛泽东去世已经近四十年,毛时代的意识形态教育影响了不止一代中国人,这种思维方式对今天的中国人是否还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近年来中国又出现一种新的崇毛意识。中国人如何可以走出这样的阴影?

徐友渔:其实也很简单。我觉得中国人走上现代化道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要彻底批判毛泽东,彻底肃清他的流毒,这其实是中国非常紧迫、也必须做的事情,但却根本没有做。文化大革命以后虽然提出对毛泽东的错误三七开,但更多的时间是在为毛泽东辩护。更严重的是把毛泽东应该承担的责任都归结到林彪和四人帮身上,毛泽东到底有哪些错、他的政治理论、社会实践到底给中国人带来了多少灾祸?这些问题根本就避而不谈,所以就会造成现在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毛泽东的行事方式,在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受到世界敌对势力包围的国家,一碰到自己不爱听的意见,就说是一个有预谋、有阴谋、有海外势力在操纵的东西;或者是大权独揽,觉得任何人都在搞阴谋诡计,在威胁自己的权力……中国社会现在最严重的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毛泽东那里去。所以,我觉得,不论中国GDP发展有多高,不论中国社会、心理、习惯,尤其是消费习惯等等使得中国人的面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只要批判毛泽东这个任务不完成,批判毛泽东这个坎儿不迈过,中国的现代化肯定是一句空话,所以,这个任务很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每次谈到文化大革命,大家都会很明显、很深刻地感觉到这个问题。

法广: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可以说大部分中国人都认为,经历了这十年动乱,文革不会再发生。但如今种种迹象让中外观察人士产生疑问:中国是否正重回文革?而且,在这次洛杉矶文革研讨会上,余杰发言认为:文革在中国从未结束。您怎么看?

徐友渔:我同意这个看法。实际上,中国人对文革的看法走了一个U字形的转变。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悲剧与困难记忆犹新,所以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全中国上上下下,体制内,体制外,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就是对文革持批判与谴责的态度,但具体的清理做的还是相当少。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时过境迁,很多文革经历者的伤痛,由于没有反思和批判文革的氛围,有些人就逐渐淡忘了,而后来者,那些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材料、文献等来评价文化革命。那当然那时说的话都是美妙无比,所以,对文化大革命时的困难越来越淡忘,而对文化大革命时的宣传品的认同越来越多,觉得文化大革命是追求社会正义,追求社会平等的运动。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目前社会不公正现象越来越严重,毛泽东时代的打倒官僚特权、打倒走资派等口号就逐渐越来越让人们欣赏和怀念,所以,现在对文革的正面肯定,在社会舆论和群众心理上来说已经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相比,发生了巨大的逆转。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从来没有进行清算,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还是毛泽东的那一套,比如毛泽东有一套政治的六项标准,后来变成了四项基本原则,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现在人们提出文化革命有重新出现的危险,甚至认为现在已经又在部分地搞文化革命,我觉得这些观点都会被人们的切身感受和切身经历所证实。我也觉得事情是这样。警惕文化革命重现,这是一个真实的、现实的课题。

徐友渔先生还指出,从这次会议情况来看,中国有一部分学者在很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文革研究,他希望这些学者能够得到公众更多地理解和支持,但更多地是他的忧虑:文化大革命在中国造成了那么大的影响和危害,这些危害和影响直到现在还能看出来,但是,由于政府的扼杀,不能研究,所以,文化革命的恶果还会长期在中国泛滥,甚至膨胀。他希望这样的担心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认识到,让这种局面能有所改变。


同一主题

  • 要闻解说

    章立凡:要反思文革,因为暴力基因还在周期性发作

    想了解更多

  • 特别专题

    王友琴:不反省文革历史,如何规划未来?

    想了解更多

  • 特别专题

    徐友渔:毛思想回潮已没有经济与社会基础

    想了解更多

  • 陈破空: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是明智选择

    陈破空: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是明智选择

    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响,也在美国引起巨大争议。美国退出的决定,似乎将中国推上了前台。中国随即表明立场,重申了对气候协议的承诺,并与欧盟发表共同声明,表示要加强合作、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将为全球气候变迁的关注带来怎样的影响?是否将冲击美国绿能产业的发展?会否损及美中及美欧之间的关系?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

  • 夏明谈蔡英文执政后的两岸关系

    夏明谈蔡英文执政后的两岸关系

    台湾总统蔡英文掌权已一年有余,蔡英文曾在总结一年以来的政绩时指出:台湾各项经济指标都有进步;在备受关注的两岸关系问题上,台湾总统则表示:依旧维持其上任之初的主张: “维持现状”。实际上,一年多来,两岸关系是否如蔡英文所言,得以保持 “现状”?蔡英文掌权后,力图开拓更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打算是否实现?两岸关系有没有变化?目前又处在怎样一种状态?对此,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

  • 导演文海与他的中国独立纪录片见证:《放逐的凝视》

    导演文海与他的中国独立纪录片见证:《放逐的凝视》

    在上一次的公民论坛节目中 ,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文海向大家介绍了他在作品《凶年之畔》拍摄过程中,对中国农民工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他们的维权行动的社会意义的再认识。如果说《凶年之畔》以写实的影像方式纪录了身处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从边缘人到自觉公民的成长过程的话,文海在同一时期完成的书著《放逐的凝视》则以文字的形式,纪录了中国独立纪录片最近20年间,在狭窄而又充满种种不确定性的环境下走过的道路。从不时受到警方骚扰的家庭放映,到蹒跚成型的本土独立影像节,从国际电影节获得的光环,到本土独立影像节的陆续夭折,文海以自身的独特经历,见证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内心对自由表达的执著追求与官方舆论导向机器间的博弈,也同时反思自己在这十几年真实纪录中国社会现实过程中的个人成长。2017年3月底,文海来巴黎参加第39届法国国际真实电影节期间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 《1989的女孩们》导演杨雨谈拍摄感受

    《1989的女孩们》导演杨雨谈拍摄感受

    八九-六四天安门运动刚刚送走了第28个年头。去年底,在迎来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的前夕,旅美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杨雨先生推出了《1989的女孩们》这部影片。杨雨透过三个女孩在美国的平凡生活故事,透视出中国近28年的历史,从而将“八九的孩子”这个隐秘而敏感的群体展现在世人的眼前。在“天安门事件”迎来又一个纪念日之际,我们有幸采访到杨雨先生,请他来谈谈这部影片的意义。

  • 程晓农:六四这段历史不会永远地忘却

    程晓农:六四这段历史不会永远地忘却

    6月4日,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个颇为敏感的日子。 “八九”天安门事件在2017年6月4日,迎来第28个年头。28年来,随着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大大提升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已然跃为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对六四话题解禁的期待尚没有成为现实。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人们在认知上是否有所改变?它对现代人有着怎样的启迪?这段历史能否最终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我们请旅美政治评论家程晓农先生来阐述一下他的看法。

  • 夏明:一带一路的思路主要服务于中共的两个“百年”

    夏明:一带一路的思路主要服务于中共的两个“百年”

    中国主办的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聚集了来自上百个国家的代表,共有29个国家元首与会。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迈入贸易保护主义道路之际,中国主席习近平却再次下定决心,进一步确立其“新丝绸之路”的主张。习近平在2013年掌权伊始,就提出“一带一路”计划。随着时间的流逝,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一带一路”的思路也在很大程度上更为具体化。“一带一路”的主张自提出以来是否取得成效?它今后将朝着怎样的方向继续发展?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谈谈相关话题的看法。

  • 独立纪录片导演文海:让我们彼此看见

    独立纪录片导演文海:让我们彼此看见

    中国独立纪录片《凶年之畔》2017年初起陆续在鹿特丹、巴黎、布鲁塞尔等欧洲不同城市放映。这部长达三小时的影片以广州番禺利得鞋厂和深圳奇利田高尔夫用品公司工人维权事件为核心,纪录了中国农民工权利意识觉醒的过程,而影片与欧洲观众见面的时刻也正是这些农民工维权活动在日益严酷的打压中陷入低潮的转折。观众可以从中了解这些为中国跃身世界经济强国做出巨大贡献却常常无法保证自身基本权利的农民工的抗争,以及他们面对的严酷打压,导演文海则更在拍摄的过程中意识到这些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人在中国社会变革中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2017年3月底,影片来巴黎参加第39届法国国际真实电影节放映时,文海接受了法广的采访。

  1. 1
  2. 2
  3. 3
  4. ...
  5. 下一个 >
  6. 最后 >
专题节目
 
抱歉,链接期限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