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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警惕文化革命重现是一个现实课题。

作者
徐友渔:警惕文化革命重现是一个现实课题。
 
2016年5月15日,一批毛泽东的崇拜者在香港游行,纪念文革发动五十周年。 苹果日报

2016年是文革发动五十周年。6月底,世界各地数十名文革研究学者汇聚洛杉矶,参加文革研讨会。如果说文革研究在不断深入的话,文革在它的发生地中国如今却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与此同时,种种迹象显示那些人们认为已经久远的文革记忆似乎正以新的形式出现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文革研究与反思是否正远离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成为纯学术话题?中国人如何才能走出毛式思维的阴影?我们邀请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教授向我们介绍洛杉矶文革研讨会的一些主题演讲,以及他对文革反思的一些看法。

文革研究与民众记忆出现脱节

法广:这次文革研讨会期间您主持的讨论活动的主题是““对文革研究的再研究;对反思文革的再反思”。首先,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主题?这里的“再研究”与“再反思”只是程度上更进一步?还是针对此前研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视角?

徐友渔:正是您说的后一点:针对以前的研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视野。这说明文革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和成果,所以才可能对以前的研究重新审阅和审视。这表现在很多方面。简单地说,第一,我觉得,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真相越来越清楚,这首先得利于对文革资料的积累,比如,宋永毅教授他们做了三千多万中文字的文革数据库,我们对文革基本事实的了解更全面,更细致了;另外,文革期间很多事实以前被忽视,现在也重新提出来;还有,对文革研究的视角有极大的扩展,比如,以前的文革研究受大陆的一些东西的局限,只是简单地否定文革,现在,我们对文革各个不同侧面都有很多不同的理解,而且运用了现在最新的政治学、历史学、文艺批评、或者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所以,可以夸张一点地说,有点百花齐放的苗头。

法广:文革结束已经近四十年,中国人对文革的记忆开始遥远,如今的年轻一代对文革更是知之甚少,这样形成的时间距离与心理距离是否也会淡化人们对文革反思的关注?文革研究是否会越来越变成一个纯学术课题,离当今中国人所关注的话题越来越远?

徐友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事实上,这次文革研讨会参与者的一个共同担忧就是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文革研究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泛,但另一方面,专门的研究者集中在少数人那里,对于广大的读者或者广大民众来说,尤其是对于年轻的一代人,他们对文革了解知之甚少,淡忘的情况也出现,所以就有这样一种脱节,就是说研究者的努力与广大民众对文革的关注度和记忆的程度之间的脱节,这是大家最忧心的问题。但是,我们除了自身努力以外,对改变客观环境还是感到无能为力,因为中国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在扼杀记忆,让人们淡忘历史,研究者做了很多努力,但这种努力,不能说于事无补,至少可以说收效甚微。

法广:现在我们再回到这次研讨会的情况。郭建教授(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白水校区英文教授)在会上的演讲题目是:当前文革研究中的“造反派情结”。是否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观点?

徐友渔:我非常重视郭建教授这篇演讲,在与会过程中我与他有过多次讨论,我很愿意谈谈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背景是:最近几年文化大革命亲历者和当事者写的回忆录越来越多,其中一个特别凸出的现象是:写回忆录的人主要是文革中造反派的领袖。他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相当深入、相当生动的文革史实的披露,这是引起大家注意的方面,而且,这批回忆录极大地促进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因为这些回忆录写得非常坦率。我基本上都看过,觉得他们基本上还是抱着一种真诚的态度来写的。但是,郭建教授注意到一个问题:因为这些人自身是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领袖,他们的回忆录给人印象是非常可信、非常真诚的,有很多细节和以前不为人所知的东西,我们的研究就会极大地依靠这些回忆录,因为里面包含着基本的事实材料。但是由于自身的经验、经历的局限,这些人的反思或多或少地会表现出一种反思程度不够,带出一种造反派情结。所以,郭建教授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和警惕,因为其中有一种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美化文革期间的造反派的倾向,当然,这种现象本身就值得关注和讨论。我相信很多有造反派经历的人,甚至一般的文革研究者也会认为文革中的造反派本身有一定的正义性,所以,这些人不一定是想美化,而是如实地表达了一种是非对错。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很欣赏和推荐这篇论文。

政府担心反思文革会动摇民众对政治制度的盲目信仰

法广:由于官方的控制,文革讨论在中国无法成为一个公开的话题,但是近几年文革还是不时回到舆论空间,比如一些当年的红卫兵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尤其是暴力行为道歉。舆论对此评论不一。在您看来,反思和清算之间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中国政府一再避讳反思文革,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担心反思的结果导致清算?

徐友渔:我觉得……也不是。因为反思再深入,人民也没有力量去清算。政府担心反思文革,还是担心对文革揭露越深,人们对制度的质疑会增加,因为人们会追究这种政治制度弊病何在,因为毕竟文革是在现有的政治制度框架之下才得以发生,所以追究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造成那么多人间惨剧,就会考虑如何改变这个制度,我觉得政府的担心主要在这里。我相信执政党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清算问题,但是他担心大家对这个制度盲目的信仰会因此而动摇。

中国现代化道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要彻底批判毛泽东

法广:这次研讨会上还有学者谭加洛先生(注:美国独立研究者)的发言:“我们是毛的孩子”。这个题目让人联想到此前作家王若望先生说过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这是否是谭加洛在这篇演讲中想阐述的观点?您怎么看?

徐友渔:我主持这个单元的讨论会,因此对这篇发言很留心。他主要想说的是:因为大家都在批判文化大革命,都把自己扮演成受害者。他针对这个倾向指出:实际上我们都是大量的参与者,本身也有责任,他比较深刻也比较严格地反省了自己受到的教育,以及自己的思想,他把自己称作是“红旗下的蛋”,也就是生长在红旗下,或者用大家更熟悉的话说,就是“喝狼奶长大的”,这是一种自我反省。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受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促使了文化革命期间年轻人非常野蛮、非常不文明的行为,我觉得这篇反思很好。

至于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重点不在这里。这句话很深刻,据我看,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每个人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很大,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更是如此,毛泽东那些政治手腕的东西,或者利用群众、欺骗群众的那些东西,不同地位的人都会有,政治地位高的人,越容易接近毛泽东,他们心里的“小毛泽东”可能更严重些。

法广:毛泽东去世已经近四十年,毛时代的意识形态教育影响了不止一代中国人,这种思维方式对今天的中国人是否还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近年来中国又出现一种新的崇毛意识。中国人如何可以走出这样的阴影?

徐友渔:其实也很简单。我觉得中国人走上现代化道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要彻底批判毛泽东,彻底肃清他的流毒,这其实是中国非常紧迫、也必须做的事情,但却根本没有做。文化大革命以后虽然提出对毛泽东的错误三七开,但更多的时间是在为毛泽东辩护。更严重的是把毛泽东应该承担的责任都归结到林彪和四人帮身上,毛泽东到底有哪些错、他的政治理论、社会实践到底给中国人带来了多少灾祸?这些问题根本就避而不谈,所以就会造成现在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毛泽东的行事方式,在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受到世界敌对势力包围的国家,一碰到自己不爱听的意见,就说是一个有预谋、有阴谋、有海外势力在操纵的东西;或者是大权独揽,觉得任何人都在搞阴谋诡计,在威胁自己的权力……中国社会现在最严重的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毛泽东那里去。所以,我觉得,不论中国GDP发展有多高,不论中国社会、心理、习惯,尤其是消费习惯等等使得中国人的面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只要批判毛泽东这个任务不完成,批判毛泽东这个坎儿不迈过,中国的现代化肯定是一句空话,所以,这个任务很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每次谈到文化大革命,大家都会很明显、很深刻地感觉到这个问题。

法广: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可以说大部分中国人都认为,经历了这十年动乱,文革不会再发生。但如今种种迹象让中外观察人士产生疑问:中国是否正重回文革?而且,在这次洛杉矶文革研讨会上,余杰发言认为:文革在中国从未结束。您怎么看?

徐友渔:我同意这个看法。实际上,中国人对文革的看法走了一个U字形的转变。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悲剧与困难记忆犹新,所以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全中国上上下下,体制内,体制外,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就是对文革持批判与谴责的态度,但具体的清理做的还是相当少。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时过境迁,很多文革经历者的伤痛,由于没有反思和批判文革的氛围,有些人就逐渐淡忘了,而后来者,那些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材料、文献等来评价文化革命。那当然那时说的话都是美妙无比,所以,对文化大革命时的困难越来越淡忘,而对文化大革命时的宣传品的认同越来越多,觉得文化大革命是追求社会正义,追求社会平等的运动。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目前社会不公正现象越来越严重,毛泽东时代的打倒官僚特权、打倒走资派等口号就逐渐越来越让人们欣赏和怀念,所以,现在对文革的正面肯定,在社会舆论和群众心理上来说已经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相比,发生了巨大的逆转。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从来没有进行清算,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还是毛泽东的那一套,比如毛泽东有一套政治的六项标准,后来变成了四项基本原则,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现在人们提出文化革命有重新出现的危险,甚至认为现在已经又在部分地搞文化革命,我觉得这些观点都会被人们的切身感受和切身经历所证实。我也觉得事情是这样。警惕文化革命重现,这是一个真实的、现实的课题。

徐友渔先生还指出,从这次会议情况来看,中国有一部分学者在很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文革研究,他希望这些学者能够得到公众更多地理解和支持,但更多地是他的忧虑:文化大革命在中国造成了那么大的影响和危害,这些危害和影响直到现在还能看出来,但是,由于政府的扼杀,不能研究,所以,文化革命的恶果还会长期在中国泛滥,甚至膨胀。他希望这样的担心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认识到,让这种局面能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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