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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文革中的告密与忏悔

反思文革中的告密与忏悔
 
在忏悔文革的人中,有一位张铁夫,他就是告发了自己的母亲,导致母亲被枪毙。

问:在文革五十周年前夕,国内有人主动站出来忏悔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这算不算是反思文革的一个成果?

答:文革过后这么多年,终于有人公开站出来忏悔自己的行为,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进步。这个过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小鲁先生。他当时是北京八中校革委会主任。在他任职期间,八中发生了残酷的批斗,殴打老师的事件,致使学校党支部书记华锦上吊自杀。

陈小鲁在反思这段经历时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生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时代”。

我愿意相信陈先生这个忏悔的诚意,但我也要指出这个忏悔仍完全是外在的。真正的忏悔不仅止于道歉,而是真正从内心认识到自己为什么作恶。恶是做了,伤害了人,甚至置人于死地,这是罪。道歉是面对外在对象的,而忏悔应是对自己内心的。可惜陈先生尚未走到这一步,因为他竟然宣称自己“仍然崇敬主席”。他在忏悔中一点没有找到那个促使他作恶的动力,那恶之源。我们知道,心灵忏悔的经典是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他在书中剖析自己:“这个心,假如你问它,在那里干什么?为什么这样坏?它的答案是‘为恶而作恶’”。陈先生的进步在于他承认自己当年是作了“恶”事,这一点大部分红卫兵不承认,他们为当年的恶而沾沾自喜,什么血色浪漫啊,什么理想主义啊等等。其实,他们完全是“为恶而作恶”。而这个恶是49年红朝得鹿之后,被当局日日夜夜、一点一滴灌到心中的。

问:所以真正的忏悔背后还含有追责的意思。

答:当然,圣·奥古斯丁坦白他小时候做过的种种恶事,然后他问:“这是孩子天真无邪的恶作剧吗”?他自己断然否定,说:“他现在为了胡桃、小球、飞鸟,对于师长的态度,和他将来为了黄金、土地,奴隶对于君主的态度是一样的”。这就是说,你若不追问到恶源,你的恶会一直做下去,只不过对象变了。这一点特别重要。你可以看红卫兵掌权之后的作为。以薄熙来为例,所谓唱红打黑这个套路和他当年当红卫兵造反的路数是一样的,虽然他后来也倒了霉,但他后来受到的迫害并没有使他反省,从而忏悔自己的恶,而是把恶当成自己的行为模式。这就更不可能追责恶源,而是使自己成为新的恶源。中国49年以后的政治,除了八十年代有几年之外,基本上是比恶政治。所以对文革中的大罪恶不可能追责,甚至悄悄地当成了政治行为的样板。在往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人要饱受其苦了。

问:文革中的许多恶行,例如告密、诬陷、暴力,其实是受到当局鼓励的。

答:对。文革中许多恶行是由国家机器和国家意识形态鼓励起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国家机器和国家意识形态就是毛和他的爪牙,文革小组所掌握和推行的。但是,这个国家意识形态是中共和毛从苏俄学来的。比如告密,尤其是孩子告发父母,这个样板就是苏俄的所谓英雄少年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他告发他的父亲,导致父亲被捕,而随后他自己又莫名其妙地被人杀了。最后说他是被他舅舅杀的,为此枪毙了三个人。可这三个人是冤枉的。究竟谁杀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至今没有定论。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鼓励孩子告密的苏联特务机构杀了他,为了造成一个阶级敌人杀害革命少年的完整宣传主题。在文革中,亲人之间的告密也是屡见不鲜的,但是这绝非中国传统。《论语》中讲,有人对孔子说,我们这儿有人很正直坦白,他父亲偷了羊,他就去告发。孔子说,我这里正直坦白的人和你不一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和儿子不互相揭发告密,这才是正直坦白。

问:在忏悔文革的人中,有一位张铁夫先生,他就是告发了自己的母亲,导致母亲被枪毙。

答:这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位张先生能这样勇敢地公开自己的“弑母”行为,并声称“永不饶恕”自己,其勇气可嘉。告发母亲时,张先生十六岁,尚未成年。我倒以为,这件事最大的作恶者是他父亲。

张先生讲,他的家庭原来也是充满温情的,他父亲不过是个县里的小科长,一次开会斗他父亲,有人动手打他。母亲站到旁边,替他父亲挡拳头。斗争会开完后,他母亲挽起丈夫的手,走在公众面前。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他母亲是个有主见,勇敢又正直的人。所以她才会在家中为刘少奇辩护。而这个她曾经保护过的丈夫竟然伙同儿子一起去告发她,这个男人才是罪在不赦。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位母亲不过是为刘少奇说了几句好话,竟然被处以极刑,枪毙。

这是个什么时代啊!张先生的忏悔再深入,也洗不净他手上沾的母亲的血。而他父亲居然在告发了妻子之后,回家问妻子“枪毙你不冤吧”?49年之后,毛泽东的这套阶级斗争理论就是把人教成禽兽不如的东西。张先生说,母亲被抓走之后,“心里很乱,不过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他的忏悔多少触及了一点实质:“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他所说的这个格式化,用哲学术语来说,就是“异化” (Aleatoire)。人同人的“类本质”相敌对,也就是说人不再是人。

问:这种忏悔确实很难,很痛苦。

答:岂止是痛苦,张先生不精神分裂就是个奇迹了。虽然在精神分析学中有弑母情结(Orestes complex) 这样一种心理现象。它的来源是阿伽门农的儿子要杀母为父报仇,因为他母亲谋杀了他的父亲,所以这个心理概念和复仇联系在一起。但心理学中的这个概念不含丝毫政治性。张先生因告密而造成母亲的死亡,只能看作间接的弑母,直接杀害他母亲的是这种政治制度,这种意识形态。所以文革忏悔的背后必然引出一个问责问题。陈小鲁先生和张铁夫先生的忏悔都没有走到这一步,而走不到这一步,文革中的那些伤天害理的恐怖事件就有可能再次发生。有时可能变换形式,但以仇恨、背叛为核心的性质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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