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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 : 因出身受到批判 前途叵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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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 : 因出身受到批判 前途叵测
 
中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和《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 网络图片

文革是一场浩劫,也是一场中国民众的集体疯狂。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死伤人数,至今在中国无法正常进行调查,也无法对文革进行真正的全面反思 。从社会进步角度来讲这不利中华民族。中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和《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当时是高中生,亲身经历了文革10年的浩劫。请听法广专访胡平先生。

法广:文革开始,您19岁,请问您谈谈自己的文革经历,您受到什么冲击?

胡平:现在人们谈到文革都称为10年浩劫。其实,在文革前情况就已经相当恶劣。与我同龄的不少人也有同感,发现文革前就已经非常压抑。那个时候,阶级斗争调子就唱得很高,在学校里已经非常强调你的家庭出身。我们这类学生希望成为科学家,这个理想也被扣上个人主义的帽子,受到批评。当时,我们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不能对现实形成自己的批判意识,因此感到迷茫。

在文革爆发后,我当时还想改造客观世界,改造自己,去参加革命,相应党的号召。另外,也希望通过这种革命也证明我们也是革命的。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认为我们思想有问题,已经被打入另册。我们当时受到同样的教育,也把革命看得非常重要。

我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官员,后来随军起义,成为解放军。可是在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呢,又被当局用反革命罪论处,我属于黑五类。从当时的标准来看,我的家庭出身非常黑。加上我家亲属中又有海外关系,因此有同学说,打开胡平档案,一看就是半个反革命。

法广:现在看起来非常可笑,但是当时您还是学生,因此对您压力不小?

胡平:对! 我们这类家庭出身的人不能入团,不能担任学生干部,也不让你考上大学。我当然就很不服气,认为这不公平。当时是说重在表现,还是要看你的出身。各级领导,为了自己政治前途考虑,对出身不好的首选就抛到一边,造成严重的对家庭出身歧视。我们这类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根本不能考上大学,在51,52年的时候,对家庭出身还不是看得这么严重 。到了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家庭出身看得越来越紧。

法广:请您谈谈,文革您感受到初期的学校,社会上的氛围?

胡平:文革初期,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写大字报,揭发批判学校的老师,也批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当时的批判内容与我以前的想法有不少相同之处。当时主要想自己思想不对,应该改造自己。后来我不满的是,当时对老师的批评很快从口诛笔伐上升到人身侮辱和殴打,这类残暴的做法让我非常反感。即使按照当时共产党的政策也是不符合的。

随后,北京学生写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反动儿混蛋。”也传到成都。大家进行了3天半的辩论会,也就是批斗会,主要批判出身不好的学生,主要是批判我,给我巨大压力。自己要强,有没有自己的见解,因此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当周围人都对您有负面的看法的时候,对你自己的自信就有毁灭性的打击。

法广:您随后下乡,请您谈谈知青生活,以及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

胡平:文革运动初期,社会形势还好,学校有工作组,对学校控制还是先当的紧。后来到了10月份,中央发出批判反革命路线的号召,把前一阶段工作组,领导人做法扣上反动路线的帽子,包括对我们这些受压抑的人是某种解放。

通过这些运动,如果说着运动之初我还抱着幻想,纯洁的热情。随后,中国有篇出身论文章,我对运动疏离感就更强了。我在文革中是造反派,其实是另类的造反派。我不赞成造反派对保守派采取极端的做法。当时也发生群众组织间的武斗,我也非常反对。到了文革后期,中宣队,解放军进驻学校,展开清理工作。那些在运动初期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重新被打成阶级敌人,再次受到虐待。我被说成为牛鬼蛇神翻案,再次受到批判。直到1968年,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全校的同学都被送到农村,对我的批判也不了了之。

法广:当时知青的生活状况?

胡平:我是1969年3月份下乡,在现在攀枝花市的郊区。我们那个生产队有20个同学,是个集体户。我们共同参加农村劳动,让后共同开火,经营我们的自留地。

大家当时干起活来非常勤快,非常卖力,还帮助农民看病,半夜校,帮助他们安装电线,安装喇叭。当时大家主要还是想接受再教育。大家也感到一方面是沉重的劳动,另外一方面只是有口饭吃。而且在这种环境中我们无法使用自己以前学到的知识,也没有书可以读。也因为在农村,远离城市中文革的政治舞台,与文革也拉开了距离,对文革有新的看法。我感到文革中搞的运动比以前还要糟糕,还要恶劣。

当时共产党没有出版什么好书,在文革期间大部分读物还被打成封资修,受到批评,被销毁。所以当时能够找到书读非常不容易,而且读书思考本身就冒风险。我下乡第二年,公社组织批判会,批判我个人主义思想,反动思想等等。当时我就是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都是罪名。也让给我未来蒙上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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