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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文革研究—华裔学者责无旁贷

作者
宋永毅:文革研究—华裔学者责无旁贷
 
Song Yongi, works with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文革爆发五十周年之际,我们邀请旅美文革研究学者宋永毅先生向大家介绍一下海内外文革研究的现状。在种种迹象显示文革回潮的背景下,我们也借宋永毅先生主持编纂的《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中展现的广西文革记录,回首那段将文明带回野蛮的时代。

文革动乱让他从毛泽东的满腔热忱的拥护者变成了冷静思考的反毛者。五年的莫名牢狱促使他在此后的生命中不遗余力地投入到了文革以及中国当代政治史料的收集与整理的浩大工程。二十年来,目前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任职的宋永毅教授已经陆续完成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4)》的整理编纂,与《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资料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一道,汇编成《中国当代政治史数据库》,总计三万多份文件,三亿多字。今年6月他还将与明镜出版社合作,出版有36卷之多的《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编辑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系列电子书的庞大计划也已经提上日程。

文革研究的双重困境

法广:您多年收集、整理、研究文革史料以及当代中国直到70年代末这段时间各种政治运动的资料。是否可以介绍一下海内外文革研究的现状?国内的文革学者是否可以获得您和您的团队这些年整理而成的资料?

宋永毅:我简单介绍一下现在的文革研究发展的趋势和情况。这当然是个人的一些见解。

我想用两句话来概括文革研究的发展。第一,困难重重。困难主要来自几个方面。就国内来说,当然首先是执政者的阻挠。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执政者面对文革有一种不正常的阿Q心态。实际上,有人说如果全面否定文革,就会动摇执政党执政的合法基础。这不是事实,因为1981年的《决议》(全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执政党通过的,它已经全面否定了文革。在《阿Q正传》中,阿Q知道自己头上有块疤,他也时时摸摸这块疤,但是,旁边的一个小弟有一次说:阿Q,你头上有块疤!阿Q就浑身不自在,恼羞成怒,对小弟饱以一顿老拳……阿Q的心态是什么呢?是:我自己轻描淡写的说说、摸摸是可以的,但你说老实话、说我头上有疤,那是不行的。这实际上表示:我认错是被迫的。你要指责我的错,是不行的。我觉得是这种阿Q 心态阻挠了国内的文革研究。国内文革研究没有办法冲破禁区,没有办法在官方的媒体、在官方的学术杂志上展开严肃的讨论,只能根据1981年的决议,现在甚至连决议都没有办法执行了,这些可能都与此有关。这是国内文革研究的困难重重。

海外文革研究也是困难重重,我主要是想说文革毕竟已经不再是显学了。文革爆发的时候,以及爆发以后,也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那一段时间,西方学者对研究文革都有很大兴趣:英文著作有上百本,法文的肯定也有,还有德文的,日文的,都有。但是,文革过去五十年,在欧美学界看来,文革已经是一个历史问题,是一个纯学术问题,它(文革研究)的地位就和以前的土改研究、反右研究差不多了,变成了一个学术问题,一个历史课题。当前欧美学界的主要精力是研究当前的中国,比如经济发展,这绝对是一个大课题。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政治作用、经济作用,这些都是大课题,大量的人力,大量的资金基本上都集中在这些方面(的研究)。

刚才提到的国内文革研究的困难,那是人为的,是人为地让文革研究发生困难;在海外来说,这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就是说,如果继续把文革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恐怕除了中国的执政党以外,海外学界会觉得是个笑话。我们举个例子,当年古巴问题的那些档案,现在都可以在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里看到。而且,奥巴马公开去古巴,不是要说古巴的共产主义是对的,而是说:我们那么多年采取的方法无效,那我们就改。奥巴马是否因为这样说了,他的总统地位就崩盘了呢、白宫就倒台了呢?没有!所以我说,这是一种阿Q心态。反过来,当文革研究变成一个学术问题的时候,它必然会被淹没在很多学术问题中,没有办法和研究当代中国的学术问题来竞争资源,竞争人力。所以,从中国人的角度,从像我这样的华裔学者的角度来讲,会觉得文革这个课题太大了,但是,西方学界恐怕不是这么看。

研究文革,“我们责无旁贷”

法广:在这样的双重困难之下,您这二十多年坚持收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付出这么多的心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否有些徒劳呢?

宋永毅:我觉得,事情总要有人去做。每个人在历史中所站的位置、所用的角度不一样。我一直同来自大陆的学者,或者美国的学者说:文革研究归根结底应当是中国人的事,或者扩而大之地说,是包括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华裔学者在内的族群应当做的事。我们这个团队之所以这些年锲而不舍地从事这项工作,主要是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危机感。之所以有危机感,是因为我们这些人中大多数是文革的同代人,是文革的参与者,或者说是红卫兵那一代。文革中那么多复杂的政治运动,留下那么多的历史史料,如果不是我们这些经历者去梳理的话,后代人会有很大困难。但明摆着,在中国大陆,国家不可能利用国家资源和力量来梳理文革期间或者建国以来所有这些政治运动的史料。如果我们这些亲历者不下功夫梳理,历史的知情权就不知道哪一天才可以还给我们的百姓,还给学界,理论化地说,就是还给历史。这是我们的一种危机感。第二点,在我的心目中,文革既然是发生在中国,它带来的主要灾难也在中华民族,而这个民族又有历史研究的好传统,就是四个字:以史为鉴。那我们就是责无旁贷,我们应当来做这样的工作。

法广:在您的团队努力下,你们将在今年6月,和明镜集团合作推出《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这些档案是广西当局当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绝密报告,总共有36卷。既然是绝密报告,你们又是怎么获得的呢?这份档案又有什么特殊的价值?

宋永毅:海外的以及国内的很多朋友经常问这个问题,觉得我们好像神通广大,怎么可以找到这些材料!其实这并不稀奇。我们这些材料都不是来自于国内,都是来自海外的图书馆。大家可能知道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比如哈佛大学的东亚图书馆,等等,他们长期以来都与中国国内有很多正常的交流。此外,在一些比较顶尖的图书馆,每天都有大量的访问学者,大量的官员来访,他们就得到了这些访问者的捐献。这些图书馆都是有特藏部的。这些特长部不是像所有读者开放。而我的文革研究成功,第一要感谢中国政府—这不是在开玩笑。因为,1999年我去中国收集材料,中国政府把我抓起来,结果,全世界数百家媒体,包括法国的报纸,全部报道这件事,结果是全世界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带领着一个团队,在收集文革资料,—当然这也是因为我在图书馆工作。这就使得这些特藏部的资料对我开放。我在征得他们同意后,在这家学校搜集一些,在那家学校搜集一些,总算收集齐了,这就是即将出版的这36卷文革绝密档案。

*****************

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即将由明镜集团出版。这份18册、36卷、700万字的档案资料有何特别之处?欢迎您在稍后的节目中,收听对宋永毅教授采访的第二部分:宋永毅谈广西文革:国家机器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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