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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旅法画家孙信一: 戚本禹之死的思考

今年是文革爆发50周年纪念,被指为文革发起人之一、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名成员戚本禹与今年4月去世后,旅居法国的画家孙信一先生向本台发来他的文章《戚本禹之死的思考》,借此阐述他对文革的反思和思考。

他指出:戚本禹如此自信至死不悟,因为他深知专制体制会借尸还魂,他希望“易元”变天,再逢明主。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戚本禹是文革的罪人,迫害国家元首的罪人,历史的罪人,中国文化的罪人,人类文明的罪人。

     


                                                        戚本禹之死的思考

                                                                     孙信一

对做过的事加以深思,毫无例外是片面和肤浅的。在某种程序上,我们被召唤着为“过去个体”“存在”探索出一条“思路”,寻找因果,并将“反思”之义予“存在”。其实,任何人的概述都是一管之见,都难免盲人摸象之讥。

“客观”与“全面”仅仅是空思梦想,因为反思所能够把握的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只能是“过去”的事物展现给我们的某种意义。反思过去对于现实存在影响与启示,从研究方法、视野观点甚至是预测方向上对于基本问题的回答其实意义各异,甚至误导现实的选择。所有提出的问题都是明知故问,所谓问题只有在可以回答以后才成为问题。问题本身是答案,答案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得出了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思过去是史实的游戏,现实的需要。反思变身并无太大意义,仅仅是所谓学者的谋生手段。

文革名人戚本禹,死了,盖棺难以论定。他生前,关于他的“罪”,人们议论纷纷。文革被中共否定了,然而,戚本禹作为臭名昭著的中央小组成员的一年多“光荣”史,今年来却越来越成为他的伟大足迹,成为某些人、甚至是文化名人的偶像。服刑十八年的“党国”罪人,出狱后不改陋习,翻阅古藉,抄袭成癖,改名“戚文”,"窃文”讽今,成为“闻”人,对于我这种亲历文革饱览“文罪”的老人来说,实在是目瞪口呆。仔细推测,戚本禹的问题反映了当代中国的伦理困境。关于文革的灭绝人性和屠杀人民的罪恶之谜的思考方式,它所引起的强烈怨恨现在看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1983年,文革结束后存活下来的最后一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接受审判,被中共追究刑责,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监18年。他被指文革前发表诸多文章「反革命宣传煽动」;又指控他曾参与逼死毛泽东前秘书田家英,并揪斗彭德怀,打死原煤炭部部长张霖之等。

1967年3月30日戚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文革中首次将矛头对准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文章。该文发表前获毛泽东批示「戚本禹同志,看过,写得很好」。此文后来被邓小平主政时认定戚犯罪的证据,但当局不敢追究到毛头上。

戚本禹的个人遭遇与社会舆论,提出了两个极有争议的观点。第一个是,作为文革劫难的高级官员,不是像检察官指控的那样,并非是文革动乱与迫害干部人民的蓄意组织者, 而是机械执行命令的普通官员;他不是“恶魔",而只是"一个跳梁小丑"。关于戚本禹的第二个观点,文革是不可否定的,戚本禹本人认为毛泽东对他的直接定罪、投入大牢,居然也是出于不得已与当时的需要。其实在毛伟人眼里,戚本禹微如一点尘灰,不假思索,1967年弃之、至1976年的近十年间,只字不提,更本不屑一顾。然而毛泽东死后,戚自我放大,自作多情,他一再表示不仅理解毛泽东的苦衷,而且永远忠心,并希望毛泽东再世,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狂妄愚顽,哄骗舆论,实质上是留恋文革,是对现实的反叛。

戚本禹1983年接受审判。而这时正值邓小平的伟大复兴,为了极力避免宣扬毛泽东的“笔误”,维护党国之尊,由戚本禹承担直接迫害国家元首的罪责。戚本禹自始至终认为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作恶,他甚至不带有诬陷的恶意。他自认为并不只是接受命令,顺行潮流,而是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认为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是应该被毁灭的无产阶级的敌人。因为我们知道刘少奇国家主席像牲口那样被折磨死了。

戚本禹不是缺失语言能力与思考能力的“庸人俗夫”,他不是不假思索地在做自己的工作,而是得意忘形,借故讽今,以文杀人。戚本禹问题中触碰到了一个更大的命题,那就是普通人是如何成为残酷的杀手?文化为何异化为杀人工具?历史研究为何成为国家领导的残酷刑具?戚本禹文化浅薄,却是阴险的刀笔吏,是办公桌上的蓄意谋杀者。极权主义不仅仅是一切国家中最具毁灭人性的魔法,而且是个人伤失良知自取灭亡的砒霜。事实上,在专制条件下,戚本禹是主动作文献策从而得到毛泽东的赞许而大起大落的小知识分子。据近日报道,戚本禹女儿戚英在追悼会上,致悼词时提到「前半生写作政治文章,后半生研究中华文化」,又称其父亲「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事业」。戚本禹灵堂两侧的主輓联上书「光明磊落一生正气 作风淳朴品德崇高」。这些目无史实的空话谎言、与党国历史性决策相矛盾的翻案辞语,反映了当代中国当代伦理的混乱。

戚本禹晚年一直不承认对文革中的悲剧负有责任,他说自己没有指挥打人、杀人,但是刀笔吏一字一滴血,一文遍冤狱。当年希特勒也没有直接杀死多少犹太人,那末所有罪过就不用算在希特勒头上了吗?戚本禹或许永远以能与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罪犯张春桥、江青、周恩来、姚文元等历史罪人合影为荣。所以戚本禹不但至死忠于毛泽东、崇拜文革,晚年还参加内地左派活动,希望文革再兴,独裁中华。戚本禹如此自信至死不悟,因为他深知专制体制会借尸还魂,他希望“易元”变天,再逢明主。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戚本禹是文革的罪人,迫害国家元首的罪人,历史的罪人,中国文化的罪人,人类文明的罪人。

我,一介书生,即使是在黑暗的文革时代中,我也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源于我的恩师,源于我的天性,源于我对中华文化的的钟爱与忠诚。这点微弱的光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在批斗大会,在长宁监狱,在寒屋阁楼,在睡蒙之中。文革初期,戚本禹大名骇人听闻,但是素不相识,文革后,改革中,居然有机会与他同桌对话,他不无惊讶的是,我居然是他自以相识为荣的易学大师潘雨廷先生的入室弟子。他抄袭“易学十讲”(潘先生原著原名还在我的珍藏之中)我曾发微信提醒他注意。他无言以对。可怜复可耻!

人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短促渺小,贵在独思。我曾经四十年习惯了生活黑暗中,文革中的不平呐喊几乎给我带来了灭顶之灾,最基本的人性与良心感动判官,得以逢凶化吉。如今,我的后半生活在法兰西的自由大地,独步独思。当年的那些微弱的光,已变为热烈的阳光。我暗思,戚本禹如不入京为吏,可能会度过平凡安定的一生。如今,他以八五高龄死去,可谓寿者。但是戚本禹竟然从罪人成为某些人'甚至文化名人的崇拜的文革象征,把无情摧残文化的屠夫在吹捧为学者文人。再反思文革发动五十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居然把这样一个跳梁小丑与皇家贵族绑在一起,死后数日又把他的胡说八道的回忆出书牟利,商贾之耻,令人发指。不言而喻,戚本禹的回忆录是他“荣耀”的认罪书,更是他“荣辱”的酷吏表!这才是戚本禹的悲哀,中国之不幸的阴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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