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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天琪:维护言论自由和写作者权益是独立中文笔会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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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天琪:维护言论自由和写作者权益是独立中文笔会的重要使命
 

独立中文笔会近日进行换届选举,长期关注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维护中国知识分子权益的德国科隆艺术学院院士廖天琪女士当选为新一任会长。作为一个人权组织和国际性的文学组织,国际笔会的主要作用是什么?自2001年创立以来,这一组织完成了怎样的使命?它在未来又肩负着怎样的重任?对此,独立中文笔会新任会长廖天琪女士接受了本台的采访。

法广:您过去曾经两度出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职务。这一次为什么再度竞选?请谈谈其中的原因。

廖天琪:我已经担任过两届会长。那是从2009年到2013年。接下来那一次的选举之后,接任我的是诗人贝岭先生,他担任了两年。这一次我们换届选举新的领导班子。笔会目前里外都出现了信任危机,有些情况不是很明朗,有不少有争议的意见,也有一些具体的困难。其实我们笔会里有很多德高望重的作家、记者和文化工作者,可以担当这个重任的人不少,但是大家都有自己的职业和工作,很难分身再额外承担笔会的任务。 我因为已经退休了,在时间和其他方面是比较有弹性的,在一些会员的鼓励和要求下,我答应再度出来。我很荣幸感动,会员们对我投了信任的一票。这可说是临危受命。 我希望跟新产生的理事会还有会员们一道走出困境,克服当前的困难,创出新的成绩来。

法广:独立中文笔会担负的主要使命是什么?

廖天琪:我们这个笔会的名称就非常特别。它叫“独立中文笔会”。前面两个字“独立”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大陆,作家们是不能够享有宪法上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出版自由”,更不要说其他的“集会、结社”的自由了。 中国大陆有好几个官方的笔会:有作家协会、北京笔会、上海笔会、甚至有广州笔会,后面这三个:北京、广州、上海笔会,它们也曾经加入过国际笔会这个大家庭。但是,后来很多年以后,特别是在1989北京的流血事件发生以后,它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再出现。最近这几年,北京的笔会似乎是补交了国际笔会的会费,也重新派代表出现了。

但是在中国大陆,很多作家他们不认同官方的作家协会,因为你如果是一个所谓的专业作家,就可以领取政府的薪水,既然拿公家的薪水,我相信在写作方面自由度是一定要打折扣的。还有很多作家根本不愿意、不屑于当这个“官方作家”。另外一些独立、自由的作家,他们常常在高压之下不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华、自由地写作或出版。这些人就很希望进入一个民间独立的文人组织,从而得到关怀和保护。我们这个独立中文笔会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于2001年成立了。

我们的宗旨是要提倡“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以中文写作的作家们抱着这样的愿望就来参加我们的笔会了。当然,言论自由不该被误解或滥用。造谣生事、无事生非、写一些人身攻击或谩骂诋毁别人的东西,这个跟言论自由毫无关系。我们要对抗的是,一个政权用国家权力来压制写作人自由写作的权利。笔会维护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言论自由。这也是国际笔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宗旨和任务。

我们希望为国内会员提供这么一个自由写作和发表的平台。我们设有网站,网刊,也出版书籍。笔会也有相当一部分会员在海外,他们继续以中文写作,因而这个园地是大家共同所有的。笔会另一个目的,是要维护这些作家们的权益,首先是他们的人身自由。我们知道有不少作家在中国因言获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例子是我们前会长刘晓波先生,他到现在还坐在监狱里面。刘晓波是多产作家,他长年地维护言论自由这一理念,因言获罪被判刑11年。除了刘晓波以外,还有很多的写作人,包括新闻记者等等都因言获罪。为了系狱的作者,独立中文笔会常常在国际上发出呼吁,声援他们。总之,一是维护言论自由,二是为写作者维权,并推动中文文学的发展,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

法广:最近几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呈倒退趋势,许多知识分子遭到打压;面对这种情况,作为一个设在海外的民间组织,独立中文笔会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廖天琪:正像您所说的,我们是一个民间组织,而且在海外。想在国内组织一个独立的写作者的团体,那是不能够得到批准的,也几乎无法生存下去。我们作为民间组织,得不到任何的官方的支持,也没有从其他的官方组织得到任何的资助。民间组织有些优势是官方所不能比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国际上自由发声,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149个成员之一。 我们前会长刘晓波先生因言获罪被判刑11年,他2010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们笔会在国际上的地位因为这样也随着提升了。最近两三年中国的言论自由打压格外严重,早已惊动国际社会,引起其他国家写作同行的注意、关心及支援。我们能在国际平台上发出维权的声音,获得很多兄弟笔会的声援回应。

每一次有作家下狱,我们只要一呼吁,世界各地都会有反响。最近的例子就是高瑜女士。她是2014年被捕的,2015年被判刑7年。高瑜是我们的会员,我们在国际笔会以及国际文化界和媒体上发出强烈的抗议声,立刻得到反响。国际笔会将她定为重点营救对象。各方共同的努力促成了高瑜案子得到了舒缓,后来她被改判为5年,并在监外执行。再提另外一个例子,大家可能也还会记得,就是湖南日报以前的一个年轻记者叫师涛,当局因他向外透露,说上面规定,不可以报道六四纪念活动的消息,就这样一件小事,他被判了10年。为了师涛,全世界一百多个笔会都投入了营救的工作。把师涛的一首诗“六月”翻成60多种不同的语言,用60多种不同的语音将这首“六月”在世界各地广播、出版、发行,在非洲、欧洲、美洲和亚洲各地群众的集会上朗读。这是一项空前的义举,这样大规模的全球民间活动,官方是绝对办不起来的。

这就是民间的力量。我们永远相信,人总是向往自由,推崇自由的。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写作者不自由的话,我们其他的写作者都要为他呼吁,为他尽力。这是一种普世的精神价值。我认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组织,有时候还是能够发挥意想不到的、相当巨大的作用。

法广:独立中文笔会成立10多年来,发展是否一直非常顺利?目前的状况如何?

廖天琪:独立中文笔会从创立以来,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一些是先天性的缺陷。比如,我们现在有300多个会员,很大一部分在国内。国内的会员容易受到打压,所以他们不能够担任重要的职务。我们特别注意尽量不让国内的会员、理事、或是担任职务的人受到威胁。这是一个民间的文学组织,本来没有任何理由去打压他们。但是事与愿违,我们依然有些会员身陷囹圄。我们做事情要有所顾虑,不管是开会还是举行文学活动,我们都要顾虑国内会员的安全。这一路走来,确实是有一些不容易跨越的障碍。

能干、孚众望的国内会员无法担任职务。有很多国内会员不能够离境出国,无法参加我们境外的文学活动或颁奖典礼。而我们在国外的一些负责人,也不能回中国大陆。我们笔会设了三个奖:自由写作奖、林昭纪念奖和刘晓波勇气奖等。这三个奖每年都要颁发,每年举行颁奖典礼、举办文学会议,这些都是鼓励人心的活动,我们也向条件特别困难的作家提供小额的经济支助,这些工作都需要经费。多年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提供了对笔会的经费赞助,我们心存感激,希望把工作作得更好。

我们每两年开一次会员大会,不定期地在境外举办文学活动。出于安全和经费的考虑,除了有一次在刘晓波当会长的时候,在国内举办过一次文学聚会之外,其他的会议都在境外举办。即便这样我们的会员想出来参加会议,也往往受到阻拦,这类的事情历年都发生过。 十多年一路走来,我们也算取得一些成绩,笔会这样一个小小的组织像是黎明前黑夜中的灯塔,对国内的同仁是很大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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