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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天琪:刘晓波在狱中越久、影响力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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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天琪:刘晓波在狱中越久、影响力就越大
 
法广资料照片DR

《世界人权宣言》获得联合国大会通过近70年后的今天,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继续引发诸多关注。12月11日,在刚刚送走的又一个世界人权日的翌日,国际大赦在德国科隆举办中国人权活动,以各种文艺方式和对话形式纪念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五周年、却仍陷囹圄的中国维权异见人士刘晓波。参加了本次活动的德国科隆艺术学院/院士廖天琪女士就此接受了本台的采访。

法广:首先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本次活动的组织情况和具体意义。

廖天琪:这一次的活动主要是由国际大赦举办的。一起连同参加的组织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民间的人权组织、科隆市的一些其他的非政府组织,还有我所在的科隆世界艺术学院。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有什么意义呢?它并不是单纯地只是纪念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五周年,更重要的意义是:人们没有忘记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至今还在狱中。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因为从历史上来说,刘晓波只是第二个人,他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还被关在狱中。第一位,我想大家都知道,1936德国的一个记者,他那个时候就跟刘晓波一样,他不能够亲自前来领奖。而今年又刚好是刘晓波60岁的生日。所以大家就提出来要举办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反映了西方社会对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持续关注。我们从来参加这一次活动的听众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出来一些动向。这次的听众大约有200人。那么相当大部份的听众都是年轻人。一个年轻的西方青年,他来参加这样的活动,代表什么?他为什么不去一个摇滚音乐会或者是做一些别的娱乐活动,而是来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我觉得这可以看出一些动向来。因为欧洲现在受到很大的难民冲击,大家都会关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难民。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知道,有不少的中国人也是抛弃自己的家园,到外国去。整个的事情,我们追溯它的原因,都是因为中国人在自己的家园里面感到不安全、感到不欢喜、感到委屈。其中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人权受到践踏。而刘晓波和刘霞这一对文学夫妇,他们是最能够代表这一种受害者。

我们这次举办这一活动就是特别彰显这一点。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意义就是:科隆市与北京市有姐妹城市的关系。当年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科隆市就已向北京市发出呼吁说,请你们释放刘晓波,让他出来领奖。但是没有得到反应。那么我们在这次活动中,又利用这次机会,大声地呼吁,很多的个人、很多的组织同时在一个公开信上签名,要求西方政府和西方社会关注刘晓波的情况,同时向中国政府发出非常真诚的、非常坚决的一种呼吁。要求他们释放一个事实上只是关怀中国未来命运、只是希望走向民主化道路的作家。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相当重要的。

法广: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已整整五年,他在铁窗后也度过了六个年头。自他入狱之日起,国际社会呼吁北京释放刘晓波的呼声就没有中断过。近些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究竟有没有发生些许变化?

廖天琪:如您所说,如今这中间已经过去了五、六个年头。这中间,中国的人权状况有没有变化?当然有的。如果我们回溯一下当初刘晓波为什么被抓的?被判刑是出于怎样的罪名?我们就明白一些事情。因为当初在中国国内,同时签名支持刘晓波参与、发起的零八宪章的人就有304个人。他们没有别的要求,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权,而是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走向更好的、更平和的、更平稳的一个民主道路。人权要得到尊重、法制要得到尊重。这些情况在以往的这六、七年中,有没有变化呢?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变化。

中国的民主化,其实道路还非常地长远。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法制上,也有一些改变。但是从个人的权利、从人身自由、人身的居住迁徙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还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出版的自由,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进步呢?我觉得进步非常、非常地小。相反,在某一些案例上,我们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何言论自由的状况,事实上是更加地恶劣了。比如说,像71岁的记者高瑜,她曾经在九十年代已经坐过六年的牢。当初她被判的罪名就是泄露国家机密。结果她2014年5月份又被抓。现在又被判刑七年。最近这几个星期,又有新的变化,高瑜的七年刑期改为五年刑期,同时在监外执行。这究竟算是一个进步还是退步呢?抓她就不应该,判她就更不应该。现在的减刑,算是一个进步吗?当然也还不算是进步。还有浦志强,浦志强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他是一个律师,大家都知道。

我们回想一下:今年夏天的时候,有将近300多位律师被拘捕、而且都受到审问。现在还有二、三十人还在受审之中。浦志强在12月14号公开地被进行审判。就是说,像政府对于一些律师下这么重手,这个做法是非常、非常恶劣。这在其他的自由的国家、民主的国家是闻所未闻的。所以这也代表中国的人权在退化。因为很多这些律师是人权律师。他们替一些人权受到侵犯的人进行辩护。而他们又受到权利的压迫。还有更为可怕的就是,像伊利哈木这位维吾尔族的学者。他居然也被逮捕、被判刑、判无期徒刑。这些都是完全不能令人接受的一种发展。所以我认为,中国的人权事实上没有进步,而是退步了。

事实上我们在很多很多方面我们都能够观察到这种变化。最后我还要提一个案子,让人非常、非常惊讶,而且非常恐怖的就是:香港的出版人桂明海,他另外的一个名字叫阿海。他在香港出版一些书籍。阿海这个人一些个人的行为和做法是值得争议的。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他是一个出版人,我们认为,到目前各种迹象看来,阿海在11月份的时候就失踪了。而且他的三个工作人员也不见了。事实上大概也被逮捕了。这种做法是直接对言论、出版自由的攻击。我认为这是一种相当严重的趋势。

法广:作为“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以及中国大陆首位诺奖得主,如今身陷囹圄的刘晓波,对于关注中国民主的人士而言,有着怎样的象征意义?

廖天琪:刘晓波对于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有着极大的象征意义。因为刘晓波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已经投入一种跟权利、跟传统各方面进行了争抗。特别是从1989年以来,大家都知道他的经历。刘晓波总共进了四次监狱。最后一次就是2008年。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起草零八宪章,到再度被捕这八年时间,刘晓波写了很多很多政论性文章。按照我大约的估计,大概有八百、到一千篇文章。这些文章里面,每一篇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思想和主题,既是分析、评论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状况,也是表达他的一种对于这些理念的追求、对于普世价值的追求和肯定。我觉得凡是有一点点能够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读了他的文章以后,都会受到他的影响。

在中国那样的社会里面,能够产生这样一个优秀的思想家、政论家、作家和诗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把这样的一个人投入监狱,代表了什么?刘晓波不仅是在青年学子的心目中、也在他的同行之间、在文化界和思想界,真的是一个领军人物。大家都非常非常尊敬他。那么,给他一个、我不能说是莫须有的罪名,因为他确实是参与、签署零八宪章。那么,因为这个原因把他投入监狱,实在是说不过去。就在他入狱之后,再过一年、2010年,他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整个的变化是相当有戏剧性的。

在这种强烈的对比、就是中国政府眼中的一个罪犯,获得了世界各个奖项中名誉最高的诺贝尔和平奖,这种对差是相当、相当重的。所以我想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很强烈。它也能激发普通人的思考。有人说:刘晓波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当然这之前,还有很多的科学家了。这样的一个人居然被政府投入监狱,而且他的妻子也受到软禁。这种对比和对差是非常强烈的。因此它所造成的心理上的、社会上的矛盾和冲击也特别大。所以我认为刘晓波虽然还在监狱,但是,他在很多很多人的心目中,他依然具有相当高的、道德的、偶像的一种象征性意义是很大的。他的影响力一点都没有消失。正相反,他在监狱里面约久、他的影响力事实上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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