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0日，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躲过看守的严密监控，逃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东师古老家。之后，历经了好莱坞式的飞车追踪历险，辗转进入美国驻华使馆，经过中美双方高层之间的激烈谈判，陈光诚最终偕同家人离开中国，抵达美国。在离开中国将近三年之际，陈光诚的自传体新书《赤脚律师》的英文版在美国出版，陈光诚在书中讲述了他艰辛的童年、他勤奋的青年时代以及在山东临沂老家所走过的维权道路。书中也详细介绍了三年前他出逃的细节尤其是美中之间为如何处理陈光诚而进行的激烈谈判。我们为此电话连线目前居住在华盛顿的陈光诚请他向我们介绍一下他的新书并且为我们解开三年前他匆忙离开北京时所留下的许多没有解开的谜底。
此外，陈光诚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严厉地批评奥巴马在人权问题上软弱退让，我们也请他为大家解释一下其中原因。
法广：陈光诚，您好 ，首先能否用简单的几句话综述一下您当初是怎么逃过看守的监控，跳过围墙，逃出临沂的，当时是否有人帮助？
陈光诚：当时没有任何人帮助我。其实，这次逃亡我们早就计划了一年多。一方面是我由于从小习惯在自然中如何适应以及辨别方向，另一方面也是利用我身体不适长期卧床使看守习惯连续几天看不到我的身影。使他们认为即使几天看不到我，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另外，我觉得这或许同我的监狱生活有关，即使周围都是摄像头，对我也不至于造成影响，因为我认为摄像头再多还得通过人来管理，所以，我知道应该怎样回避这些摄像头。所以，尽管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我终于还是逃了出来，最后，经过朋友的帮助，帮我逃出临沂，是我在北京的朋友郭玉闪开车到临沂来接我，把我送到了北京。
法广：三年前，网络上曾经疯传说你到了北京之后，在前往美国使馆的路上，曾经历经了一段惊险的追车事件，这是否确有其事？
陈光诚：那当然！这场追车事件实在是惊心动魄。当时我们和美国使馆取得联系之后，在美国使馆获得华盛顿同意之间就经历了好几个小时。当天上午六点我们同美国使馆的人见了面，之后，就一直在等待华盛顿的回应。我们当时在鸟巢那儿等待。一直到中午十二点。而与此同时，临沂东师古的看守可能已经意识到我出逃了，东师古已经是杀气腾腾。我的朋友郭玉闪的车在北京也立即到处遭到四辆车的跟踪。使馆工作人员的车也遭到跟踪。当郭玉闪将消息告诉我们之后，我们的车也马上遭到跟踪，事实上，使馆派来接我的车早已出来，但是，我们的车却无论如何无法靠近使馆的车。总是被特务的车挡着。接下来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追车赛，给我们开车的朋友是一个高手，特务车的司机当然更不用说，给使馆开车的司机也是一位高手，这就在北京街头拉开了追车赛。我们想尽办法要靠近使馆的车，但却无法达到。最后，我们的车靠近了林业大学的西门，司机就进入林业大学试图走南门，但是，到了南门之后才发现南门是关着的。这时郭玉闪就从车上下来，同美国使馆车上的外交官打了一个招呼，这名外交官就下了车，以身体挡住了后面的特务的车，这时他就赶紧叫我上车。我上车之后，我们就立即向美国使馆行驶。而两辆特务的车就继续跟在我们后面。一直到我们抵达使馆之后，特务的车才离开我们。
法广：当初您离开北京的时候，滕彪还有别的人都认为您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今天回头来看，您是否后悔离开中国？
陈光诚：我觉得我当时所作出的选择还是十分正确的。只要看看今天我的朋友们的处境就不难明白。当初确实有许多人认为我应该留在北京，有些人还甚至认为我在北京是最安全的。但是，我认为这些都是对形势的错误的预估。看看我的好朋友、当初帮我逃出山东的郭玉闪，他今天在哪里？记得三年前谈判时我曾经多次向中共提出不得对帮助我的朋友进行报复，中共当初也向美方做出了承诺。但是，今天看来又怎么样呢？再看看高智晟，虽然已经出狱，但却依然处于软禁状态。还有许志永、刘萍等当初到东师古来声援我的人今天都被关在监狱中。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我当初作出的出走的决定是正确的。当然，那些认为我应该留在国内的人他们也是出于为中国的未来发展考量，但是，他们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至少他们对中共的邪恶并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对中共依然存有幻想，而我对中共已经不存在任何幻想。
陈光诚：中共不惜面对全世界自食其言
法广：当初你离开中国时，中美高层进行了激烈的谈判，中国以及美国双方都对你做出了一些承诺，这些承诺今天是否已经获得兑现？
陈光诚：这些承诺当然是没有任何的兑现。相反，他们还把我的侄子关在监狱内。而且这些地痞流氓对我的家人进行了无数次的攻击。我的四哥的汽车的车胎多次被捅破。而且，后来有间接的消息也证明了这一点。对我家人的攻击就是沂南县的政法委书记马成廉组织下进行的。当初我在北京医院时，自称是中央特派官员的郭守丰就向我保证说中央将彻底调查并且惩办那些多年来陷害我和我的家人的地方不法官员。他们当初甚至都答应了我提出的要求，那就是我的律师能够从头至尾监督调查过程，为了避免舞弊。当初当着国际外交官的面所作出的承诺，居然也能够公然的违约。所以，我们对中共不应该存有任何幻想。他们不仅公开地欺骗本国的民众，而且不惜欺骗全世界。不要指望他们还要脸，他们已经彻底地不要脸了。面对全世界的承诺都能够自食其言。所以，我们唯一可以期望的就是行动，不断地发展壮大公民社会，建立一个有制衡的体制，才能够保障我们的权利，没有别的的选择。
法广：你觉得你今天人在美国还能够为争取自由继续努力吗？今后有何打算？
陈光诚：这个问题有许多人问，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过去我被软禁的时候，我不能见任何人，甚至都不能打电话。大家觉得我能够有效。而今天我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可以同许多人通话，可以接受法广采访，人们却质疑我的行动能力。我认为这种说法虽然并未毫无道理，但这完全过时了。这可能是十几年前的思维，那时候越洋电话很贵，也没有网络，而今天却已经完全不同。今天我可以在华盛顿或者在北京计划在山东的工作，除了时差问题之外，没有别的重大的问题。只要大家有意愿，在哪儿都可以工作。今天是可以在地球的一边播种在另一边收获的时代。
陈光诚：习近平反贪运动至多也不过是按下暂停键
法广：您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有什么看法？习近平时代的中国与胡锦涛时代的中国有何不同？
陈光诚： 我觉得胡锦涛如果不是骨子里坏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傀儡，而习近平我觉得是为了拯救中共这个政治体制。但是，我认为这是徒劳的。共产党已经从头至尾坏透顶，如果按照中共的法律来办的话，共产党的所有的官员都应该被关进监狱。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只要贪污超过五千块就可以刑事立案。中共官员中不要说是乡镇的干部，就是村委书记，随便拉出来一个就能够因贪污五千块而立案。所以说，习近平虽然想救党，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可以说是共产党大势已去，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另外，习近平的反腐，任然没有走出共产党的帮规，如果仅仅靠纪委来处理反腐案件的话，人民以及媒体依然不能监督，不能建立一个明确透明的体系的话，不可能解决腐败的问题。因为你想查谁就是谁，不查谁就没有问题，所以，如果这样下去，下一步怎么办？习近平可以把所有的官员都抓起来吗？即使习近平再努力，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贪官都抓起来，把共产党的体系全部换掉，这些显然是不可能的。最好的一个结果也不过是按了一下暂停键，暂停部分官员继续腐败，暂时降低腐败的程度，而不能解决任何根本性问题。除非习近平能够建立一个自由的体系，放开媒体以及言论监督，让人们能够自由的监督，而且要将这个体制进一步深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政府层面，因为中国的政府只是共产党的一个工具。除非对党起到直接的、真正的监督作用，才能够使共产党自身产生一点免疫力。
法广：您能否向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 三年以来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或者说，哪一天对你来说是最令人难忘的一天？是您翻墙逃出东师古的那一天？还是您进入美国使馆的那一天？还是偕同家人抵达美国国土的那一天？
陈光诚： 我觉得这整个过程都是我终身难忘的。可能最刻骨铭心的是我跳过第五道墙、摔碎骨头逃出东师古的那一天。那是2012年的4月20日的下午。我本来就是双目失明，我周围又有那么多的看守，我在摔伤了之后不得不急忙隐藏起来，以免被看守发现。而当时根本都站不起来，一条腿又是钻心的疼痛，我当时绝望的心态可想而知。我就想，接下来的路我应该怎么走。这是我一生最难以忘怀的一天。不过，我也想告诉大家，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也是为了告诉大家，任何可能都不是不可逾越的，最终总会有解决的办法。另外，我还想告诉大家的是，中共究竟有多么的邪恶，他的存在对人类文明以及人类价值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我也想提醒民主国家的民众，即使是民选政府，也不会处处从本国民众的利益出发来。民众如果不瞪大眼睛监督的话，他也会投机取巧，做不符合本国民众利益的事情。
陈光诚：西方政客为眼前利益出卖长久利益
法广：您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曾经批评奥巴马在人权问题上软弱退让，您指的是三年前在美国使馆谈判期间软弱退让？还是从整体上来说，奥巴马在处理对华问题上立场软弱？
陈光诚：我觉得两者都有。通过我个人的经历我切身体会到他的一些做法。当然，我也了解到以前他访华的时候所做的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比如说，奥巴马当时向美国发回的信息是他想会见中国的维权律师，但是却没有律师能够来见他。当时北京的多个维权律师半夜相约来到美国使馆门前要求与奥巴马会见，但是，使馆一直以“正在安排”为由一推再推，最后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这些律师不可能继续在大街上等待，所以，他们到使馆对面的一家旅馆等待。结果到上午十点多时，他们被中共的特务抓走。而此时，奥巴马总统正在游览长城。后来，我还从别的渠道获得一些类似的信息，再加上我个人在使馆的切身感受，这就使我坚信奥巴马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软弱退让。特别是2012年4月27日晚上奥巴马政府与使馆官员的会议使我深切的感受到奥巴马对人权问题的立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搞好与中共的关系，可能至多也是从北京独裁者从老百姓身上搜括的血汗钱中分得一杯羹，仅此而已。
法广：我们注意到，西方国家，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都越来越屈服于来自中国的压力，人权以及其他的普世价值的捍卫在中西方关系中占据的位置似乎越来越低，您如何看待中西方今天的这种只谈经济，不谈政治的外交关系呢？
陈光诚：我觉得这当然是政客眼光短浅的表现，很明显，如果你只看到四年的竞选，八年的执政的话，这就是对本国长远利益的出卖。仅仅为了眼前的短暂利益。中共也抓住西方执政阶层的心理，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如果你满足我的要求，我就给你一些利益，尽管这个利益是带血的。而另一方面，如果你不满足我的要求的话，我就是抡起经济大棒，进行棒赫。因为他耗得起，你耗不起，他是专制统治，他的权力没有事件的限制，而民选国家的政府的任期有限。他当然要考虑短期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牺牲本国长久利益而换得眼前利益的思维就在西方逐渐站上风。但是，这是十分遗憾、十分可怕的。包括，学术自由，如果长此以往，后果将不堪设想。大家把人权与其他的价值分开，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因为，人权就像我们大家生活所必需的水和空气一样，是每时每刻都必不可少的。而且同别的领域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别的利益而牺牲人权，这本身就是一个概念上的混乱。所以，民主国家的民众应该对此十分警惕，应该明确地要求其政府在人权问题上不能有丝毫地退让。我觉得民主国家的优点就在于有一定的免疫力，能够纠正其自身的错误，一旦充分意识到问题所在，他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去纠正，这同专制体制有着本质的不同。专制是直到最后烂死，彻底地倒塌为止。
感谢陈光诚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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