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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思乐:女权行动—中国最活跃、最可见的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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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女权运动史上令人痛心的一天。三八节的前夜,五名青年女权活动人士为了她们尚未付诸行动的反对性骚扰宣传活动遭警方拘捕,并被从各地带到北京关押37天。女权主义专栏作家和撰稿人赵思乐女士认为,在北京世妇会二十周年之际,当局对女权行动派如此打压将会影响政府的人权承诺的信誉,同时,她也认为,面对打压,中国女权运动需要重新思考行动策略。赵思乐女士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

2015年4月11日香港声援五名被捕女权人士行动中打出被捕者照片:李婷婷(上左),韦婷婷(上右),王曼(下左),武嵘嵘(下中)和郑楚然(下右)
2015年4月11日香港声援五名被捕女权人士行动中打出被捕者照片:李婷婷(上左),韦婷婷(上右),王曼(下左),武嵘嵘(下中)和郑楚然(下右) 图片来源: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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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上“女权即人权”的共识曾给中国的女权运动带来一种全新的动力,女性权益话题开始尝试走出官方意识形态语境,迈向更加独立、自主的方向。二十年后,如果说由一批青年女性推动形成的女权行动派迸发一种盎然生机的话,这次意想不到的打压也显示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女权运动显然无法独立于整体人权运动面对的困局。

女权行动派:以行为艺术配合政策倡导

法广:近几年中国出现了一批女权行动派,她们的行动经常采用一些行为艺术的表现方式,比如占领男厕所、剃光头争取大学录取男女平等权利等等。能否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女权行动派怎样一群人?

赵思乐:女权行动派的出现大概是以2012年2月14日的那次“染血的新娘”行动为开始的。当时,几位女生穿着染血的婚纱走在北京的街上,希望告诉人们要反对家庭暴力,要关注身边的家庭暴力。从那时起,一群青年女性以女权主义和行动为标志,做了一系列的抗争。紧接着的行动就是占领男厕所。在此后的两年里,她们做了很多很多的活动,比如到地铁里唱歌,或者在街上跳舞。这些活动全部都是以行为艺术与政策倡导相结合的方式,比如对于高考招生性别歧视的问题,她们剃光头的同时,也向教育部投诉。行为艺术是为了引起大家的关注和新闻媒体的报道,是为了配合她们通过一些制度内的渠道,或者法律手段,提出一些诉求,要求政策改变。女权行动派就是指这样一批女生,她们通过行为艺术方式以及法律和政策渠道,去促进提升女性权利。

法广:这群女权行动派的突出特点不仅仅是行为艺术的表现形式,而且,她们非常年轻,她们的行为艺术在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下,带有一种对传统意识的挑衅。但中国的女权运动一个标志性的口号就是“女子能顶半边天”,而且,这些年,女性整体社会地位提高,很多女性走上领导岗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解释女权行动派的出现呢?

赵思乐:如果和“女子能顶半边天”这个背景结合起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与毛泽东时代的女性相比,现在这批年轻女性突破了国家话语,就是说她们不再是在国家的要求和控制下去表达妇女的权利(诉求),她们站到街头,用一种不同于现有的男权结构、也不屈从于体制的方式,去表达她们独立的、代表青年人的诉求。她们的出现其实是在八十年代之后,国家话语的衰落、国家话语对女权议题的控制的衰落的背景下。而且在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使得女性在经济领域也获得一部分利益分配,她们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家庭中的地位上升了,她们也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国家话语的衰落和经济的成长使得一批年轻的,有一定教育水平的,有独立思考和自主意识的女性成长起来,但国家依然是非常父权制的国家,社会上还是有很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当国家和社会无法满足她们日益上升的对权利、对地位、对发展的需求的时候,这些女生就走上了街头,因为这个社会、这个体制没有足够的上升渠道和平等权利去满足她们的要求。

活跃与成功使女权行动派成为打击对象

法广:这些女权行动派的活动虽然表现形式非常吸引眼球,但是围观者并不很多,很难说这些活动是一种社会运动性的、集会性的形式。那么,这些活动在过去是否也受到过当局干扰、干预呢?

赵思乐:首先我想回应一点:其实在中国社会运动学者、研究者看来,近年青年女权行动派的活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活跃、最可见的社会运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中国这几年的高压政治之下,很少有街头抗争、表达诉求的活动,几乎没有,或者有,但是无法引起关注,无法传播。女权行动派一个特别的地方在于,她们用行为艺术的方式,打开了传媒的途径,虽然现场围观的人很少,但她们的行动是所有社会运动、所有表达诉求的行动中最为可见的,不仅被社会看见,也有政府回应,她们的部分诉求也得到实现,并被大众传媒报道,所以,其实她们开启了一种新的运动方式,而这种运动方式在过去几年看来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至于你提到的被官方关注或者是被警察打压的情况,其实很早的时候就有,从占领男厕所行动开始就已经有警察关注她们的行动,跟她们谈话。在占领男厕所获得了广泛的报道之后,当时也有宣传部的禁令要求停止报道相关的消息。所以,女权行动派的活动其实一直是处于官方和警方的关注之下,但是,什么时候出手打击、为什么是现在开始出手打击?我相信这与这几年新的领导人或者说新的最高权力上台后出现的意识形态保守化,以及政治高压越来越严重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就是因为这几年青年女权行动派的活动比较活跃和成功,所以才让他们在这样一个整个公民社会运动被打击的背景下成为了今年的第一个打击对象,而且,现在看来,这个打击的范围依然在不断的扩大。

重新思考运动的定位与策略?

法广:正如刚才您所说,女权行动派这些年的活动给人带来一线希望,感觉好像公民权利运动在女权领域得以另辟蹊径。在九五年的世界妇女大会上,希拉莉•克林顿曾经特别提出:“女权即人权”。如今来看,这些女权行动者被捕是否显示女权运动最终也还是面对中国政治环境下公民社会成长的瓶颈呢?

赵思乐:是。我觉得现在的确到了女权运动和女权行动者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困境和策略的时候了。过去,我们是一群小女生,妇女议题看起来相对也不是太政治化的议题,这让我们获得了一定的空间,也得到了一定的成长,但是,成长到今天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已经引起了越来越严峻的政治高压和打压,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打压不会消失,也不会退后,相反,只会越来越严重,警方对我们的关注度会越来越高,这就需要我们去思考,甚至去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或者重新对我们的运动定位,这样才有可能有下一个发展阶段,或者说有运动深化的过程,女权行动可能会面临着整个策略的调整、定位的调整、我们对自身认知的调整,等等。

法广:女权行动派人士被拘捕事件中,中国妇联是否有所表态呢?

赵思乐:据我所知,妇联没有任何表态,也没有行动。但是,民间女权行动者中一些与妇联有一定联系或者关系比较好的人士确实一直都希望能影响妇联。今年是九五世妇会二十周年,中国计划与联合国合办妇女峰会,那么今年的妇女权利状况、对民间女权运动的打击其实会严重影响这次峰会。所以,我们就希望通过一些方式影响妇联的干部,或者通过妇联的干部去影响更高层的当局,(请他们)考虑这次事件对中国形象的影响,然后去做一些改变……我们做了这样的尝试,但是,据我所知,对方并没有什么回应,没有给出任何承诺。

我们觉得,如果真的逮捕她们的话(五名女权人士),中国确实在犯下大错,会影响他们今年关于妇女权益的一系列表态(的信誉)。今年是九五世妇会二十周年,中国想与联合国合办(全球)妇女峰会,习近平也有今年九月访美的安排……中国政府现在可能并不了解全球的女权组织的能量,以及妇女权即人权、男女平等、性别平等已经成为普世价值(的现实),这些是美国、联合国、欧洲等国家都重视的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拘留、逮捕女权主义者,我觉得这会影响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一系列和平承诺的可信度 包括民主承诺 国际社会应该对其表示质疑。所以,我非常希望欧洲各国政府、欧盟、联合国、以及美国政府都可以就这次事件向中国做出更加明确的、甚至更加严厉的表态,希望中国可以在性别平等方面展示与世界融合、与世界合作的诚意,立刻释放被关押的女权主义者,也使得各国对它的人权状况 包括性别平等的状况 有一定的信心。

五名女权行动者4月13日终于走出看守所,但取保候审意味着她们仍被指控“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在未来一年内只有有限的自由。

图辑:五名女权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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