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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泉忠:民主自由价值认同促使香港本土意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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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泉忠:民主自由价值认同促使香港本土意识提升
 
资料图片; 2014年2月23日,香港立法会泛民议员与民众集会捍卫香港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 (图片来源:路透社/Bobby Yip )

在主权回归中国17年之际,香港民间社会与北京中央政府的关系正围绕普选原则而针锋相对。“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期限尚远,但港人对“两制”的实质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如果说港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在1997年以后曾持续呈现上升趋势的话,中国在国际舞台地位的崛起、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互动关系的深入却显然并没有能凝聚更多的向心力,港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开始连年下跌。

长期关注港台两地民意走向与身份认同问题的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林泉忠先生认为香港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比例仍然很高,但港人与中央政府在自由与民主价值上认知的差异促成了港人本土意识的提升,“六四”事件既让港人意识到香港民主与内地政治现实休戚相关,但25年来的现实也更让他们意识到这种认知上的差异,从而更期望实现普选。林泉忠先生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

香港社会与中央政府间最大矛盾:普选

法广:首先,您怎么解读香港在北京政府重申对香港的全面治权,并且对占中公投态度强硬的背景下,依然有近80万人参加投票?

林泉忠:我想,将近80万人去投票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包括公投主办单位,甚至那些支持占中或普选的香港市民,他们多少有些意外会有这么多人去投票:就在公投开始前一两天,整个气氛都在担心参加者会不会低于10万。换句话说,这个投票结果让大家、特别是泛民阵营感到振奋。

为什么会有这个让大家意外的结果出现?我觉得要从远因和近因两个方面去看。从远因来看,其实,(主权回归后)这17年间,香港社会与中央政府最大的矛盾就是普选问题,这并不是今年才突然冒出来的话题,过去十几年来,这个话题一直在讨论。但是,在过去这些年,我们也看到中央政府非常保守,这让香港市民感到很纳闷,在心里沉积了一些苦闷,这个时候正处于怨恨终于要爆发出来的状况。从近因来说,就是6•22公投之前,港澳办发表的“一国两制”白皮书,香港及国际上许多舆论对此的解读基本上是认为(白皮书)是要以“一国”挤压“两制”,认为“两制”的前景未来会越来越黯淡,他们觉得是站出来的时候了。

我觉得这些前因后果似曾相识。因为过去我们已经看到过类似的例子,当台湾社会正在为期待的一个方向努力的时候,大陆政府如果很强势地加以打击,就会造成相反的效果。所以,我觉得中央政府在香港民间举行公投之前希望用这种方式减少民众参与投票的做法不够聪明。

目前的选举安排不能充分表达民意

法广:其实香港人原本并不特别关心政治,但这些年好像政治自主意识越来越强,如何解释?香港人为什么这么坚持要有普选?

林泉忠:首先,香港许多民众感觉在主权回归17年之后,他们所享用的自由似乎在萎缩,在缩小。另外一个是有关制度的问题,特别是在回归之后,我们看到很多香港政治的运作都非常不顺利,原因就在于(特区政府)不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对民意负责的政府,(这种体制)的缺陷越来越明显,比如,整个立法会的议席目前只有一半多一点是由民众参与直选产生,有将近一半是由各种委员会、功能组别的人士担任,他们都不是由普选方式产生。可是,在直选议员部分,泛民阵营拥有大约五成五或者六成的多数民意,但是,选举安排的缺陷使得泛民在立法会的议席总是少数。这种问题的扩大使得香港市民越来越不能容忍目前这种制度,他们的政治改革诉求也就越来越高涨。

法广:就是说目前的这种政治架构不能让民意充分、平衡地表达出来……

林泉忠: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求普选。

香港社会一直在两种身份认同之间拉锯

法广:您长期观察港台两地的身份认同问题。香港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在主权回归之后曾经出现上升,但最近几年却一直呈现下跌趋势。最新民调显示这种中国人身份认同已经跌至主权回归后最低水平。香港人的这种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内涵是什么?回归以来哪些因素促成了中国人身份认同下跌、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提升?

林泉忠:我个人曾与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合作民调,他们自己每年都在做这样的民调。我们知道香港市民的认同结构是复合型的。如果问香港民众:您觉得您是香港人?中国人?还是两者都是?他们的答复基本上呈现三种不同的结果,一种人选择“我是香港人”;另外有一部分选择“我是中国人”,第三种就是“我是香港人,也是中国人”。一般观察认为,在97年之前,香港人的本土认同高于中国人认同。可是,我们也看到,在1997年,也就是回归之后,中国人的意识其实在不断增加。尽管最近几年似乎有所下跌,可是,别忘了,“中国人”意识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甚至高过“香港人“认同的水平,这其实意味着过去这17年来,有些新的因素造成了香港人开始更容易接受中国人这样的认同。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可能包括一系列因素,比如政府在回归之后推动的”国民教育“,一般课堂已经包含有很多国民教育的元素,而且这种国民教育的灌输还不只是在学校里。这种潜移默化的灌输造成香港人开始从一种排斥的心理,转换到一种接受的态度。当然,这几年,中国崛起在很多方面取得成就,也造成一些香港人觉得当”中国人“不会感觉羞耻或者有什么不妥。

反过来,其实”中国人“意识和”香港人“意识本身有重叠的部分、有可以融合的部分,但也有相互区隔的部分。我们看到,主权回归这17年,这两种身份认同在香港社会是处于一种拉锯的状态。

民主自由价值认同差异促使香港本土意识提升

林泉忠:至于是什么因素造成”香港人“认同,也就是本土认同意识的维持与提升,我想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香港社会的变迁造成很多年轻人关注香港本土社会的一些变化,包括什么叫香港价值?如何去保存?包括一些大家熟悉的符号,大家都乐意去保护,譬如这几年出现的要保护皇后码头、天星码头、保护古街、古树等呼声,这些议题都在香港社会引起很多积极的讨论,表现出香港年轻一代对本土文化越来越关注。另一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趋势呢?这与他们对中国大陆的认知产生的失望有关。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唯一做得比较好的是新闻的透明化,在这一点上,香港与大陆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比如有关六四的议题、刘晓波或陈光诚事件等,这些议题都在香港引起很多关注,社会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制度很难让香港民众接受。而中国政府代表了这些符号,这使得有些年轻人认为不愿意做这种制度下的”中国人“,所以,这些政治因素也影响了香港人“中国人”认同的结构的变化。我刚才提到,民主自由尽管在香港并没有得到非常好的发展,可是,但是,至少(民主自由)的基本元素允许香港人公开展开讨论,这一点与中国大陆很不一样—那里连讨论都有很大困难。而且十几年过去,这种制度并没有前进,所以,他们(香港年轻人)感到非常忧心。

“六四”事件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法广:“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香港还处于主权回归的过渡阶段,但香港人当时非常踊跃地声援在天安门广场以及中国其他城市集会示威的学生;“六四”发生后,香港在救援“六四”学生领袖的努力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最近25年来,香港人每年都会在维园参加烛光纪念晚会,是华人世界公开纪念六四的最重要场所。“六四”事件是否对香港的政治身份认同起到一定作用?

林泉忠:没有错。尽管“六四”事件已经过去25年,可是,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中国大陆,而且也对香港、对台湾、甚至很多的海外华人来说,都是很令人震撼的事件,直到目前,中共仍然不敢去碰这个问题,其严重性对整个华人世界如今仍然有影响。

至于“六四”与香港人身份认同的关系,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说。一方面,首先,(“六四”)是香港与中国的一种结合、连接,因为香港人知道中国的命运左右着香港的未来命运,只有中国大陆更民主,香港的民主才有保障,这是一个基本概念,所以他们希望中国的政治改革有所前进,以便香港的民主化能够更顺利地得到推动。但是,相反,25年过去了,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是“冷处理”,这使得香港民众感到失望,很多人开始失去耐心,甚至在认同问题上提出了更自主的概念,比如最近出现的“香港城邦论”,这种观点被认为是一定意义上的“港独”,但并没有直接提出要“独立”这个敏感的话题,这也造成香港民众在这样的氛围下,认为有必要争取普选制度,来保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延续,我觉得,这是香港目前比较明显的一个新状况。

法广:香港最近一年多发展起来的“占领中环”运动中,年轻人的立场显得比他们的长辈更为激进,为什么?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在主权回归之后,或者在回归过渡时期出生的—今年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三十年,也就是说,很多人从一开始就面对着“一国”的现实。

林泉忠: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在同中国大陆的民众或学者、学生交流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他们对香港比较严厉的批评,就是所谓的“港英余孽”论,意思就是说:你们都是因为受到英国殖民统治的危害,所以对祖国的向心力不够……可是,这一代年轻人的态度恰恰反驳了这种说法,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经历过英国统治,反而完全是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之后成长起来的,特别是30岁以下的这一代人。

但他们为什么会对现实有这么多的不满呢?这里有很多因素,比如,这些年香港青年人的薪水一直很低,更要命的是物价、尤其是房价已经高到根本无法负荷的状态,这些对社会的不满中有相当一部分能量就转化成对政治的不满,认为根源都是制度问题,认为一个普选的政府应该更有能力让整个社会照顾到各个阶层(利益)、照顾到弱势群体的需求。

港人是否真会选出不听命于北京的特首?

法广:在您看来,北京对香港的政治自主意识是否有一种误读?港人争普选的努力是否意味着港人真的期望选择一个不听命于北京的特首呢?

林泉忠:我其实认为中央政府是有一种误读,以为一旦让香港实行真正的普选,就会选出一个与中央对抗的特首。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央政府是有些过虑了。我们可以理解中央政府为何会这样担心:我们知道,共产党最根本的一个权力思维是不能容许任何挑战其权力的力量存在。过去这60多年来,也没有人敢向它挑战。如果某个特首敢向中央说不的话,(中央)是无法忍受的,不会容许的。

但是,香港真的会选一个与中央对抗的特首么?我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香港人其实绝大部分都非常务实,他们知道香港目前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都与大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经济上的一体化,已经让香港不可能脱离中国,所以,他们不会选择一个专门与中央作对的特首。

但是,话说回来,一个真正由普选产生的特首是要对选民负责的。有些个别议题,如果香港的主流社会的看法与中央政府的看法有矛盾的话,一个普选特首未必选择站在中央一边。但我认为这些个别议题不影响(中央)整体对香港的最高管治权,也不影响中央对香港的最后决定权的维持,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中央政府是否可以有一种新的思维?坦白讲,香港的普选不可能选出一个任何事都百分之百听中央指令的特首,除非没有普选。而且普选只会在未来越来越向更民主的方向发展。所以,中央政府需要全面地重新思考。

但反过来,香港市民也应该更积极去表达:即便是普选,应该也不会选一个专门与大陆作对的特首。我举个例子:如果是泛民主派的人竞选特首,他也一样要面对泛民支持者之外的其他选民,他要告诉建制派的选民,虽然我是泛民支持的候选人,但我也会照顾香港的整体利益,我们需要与中央有很好的沟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会在任何事情上都与中央对着干。

林泉忠先生出生于中国大陆,70年代末随家人移居香港,后又在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曾先后在日本、美国和中国大陆等地高等学府从事研究或任教,目前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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