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10日发表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白皮书、强调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之后，香港民间原定在6月20至22日在香港举行的“占中”争普选全民投票活动正变成中央政权与香港民间社会之间的一场较量。目前流亡美国的中国民主运动知名人士徐文立认为，2017年的香港特首选举将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的试金石，关乎未来中国有否民主选举。
北京面对6•22公投表现出的强硬立场在香港社会引发强烈反弹，民间团体和泛民政党自6月14日起发起毅行七天，走遍全港的行动，呼吁民众参与6-22投票；而就在投票即将启动的前三天，6-22公投网站17日突然遭国家级黑客攻击以至于全面瘫痪；公投活动的组织者应急决定延长投票时间至6月29日。而6月20日的首日投票活动中，就有超过40万人参加，远超出了其发起人原来的预期。香港人争普选的决心触动了华人世界各方热心民主事业的人士。几天来，台湾网友发起了「声援香港 关心台湾」的行动，台湾几名歌手演唱改编歌曲《问谁还未发声》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引来不少网友竞相传唱效仿，以示声援。徐文立在北京发表香港一国两制白皮书之后的第一时间就发出呼吁，希望海外民运团体积极关注香港争普选运动。
徐文立曾是中国七十年代末西单民主墙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并曾因为积极在中国国内组建反对党而两次入狱。他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解释海外民主人士特别关注香港争普选运动的理由。
徐文立：我现在人在海外。从某种程度上，我不仅是作为海外民主人士，也是作为曾长期在中国大陆从事中国民主运动的人士发言。我觉得，海内外从事民主运动的朋友们都会在这样一个时刻，高度关注香港这次事关2017年特首直选的运动。其实，大家都知道，简单地说，香港能否顺利地进行直选，关乎中国大陆各个地区未来能否实现民主选举的问题。
英国统治时期香港虽无选举但有民主权利
徐文立：中国共产党常常说，中国不能采取西方式选举，是因为有很多国内原因，其中特别没有明讲的原因就是素质不够的问题。但是，它（中国共产党）从来也不敢说：我们不要民主，不要选举、或者不要直选。那么，比较而言，在整个中华世界，除了台湾，就是香港最具备他们所说的素质条件。当然，他们现在又在用香港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历史来矮化香港。但是，不得不承认，香港人在英国殖民统治时代，其实是有民主权利的，并不是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没有民主权利。民主的含义除了选举之外，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于每个人在法治框架下权利的尊重，这才是民主的真意。而无论是法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还是其他自由，香港人在英国统治时期都有。中国共产党也承认这一点。也就是说，不是今天共产党给香港带来了民主，而是香港人已经有了许多民主的权利。难道在这样一个地区都不能进行真正的选举么 ?!
其实，1945年以前，共产党经常说“民主”。在那前后，他们曾经说在解放区，农民虽然不会写字，但用数豆子的方法都可以选举。如果是这样，中国大陆现在就是可以选举的地方，更何况香港。所以，香港如果不能够真正地实行民主选举或直选，那就更不要指望中国大陆会有这样的选举。所以，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的民主人士，都非常看重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在香港选举问题上再次食言，再次暴露他们是假民主，假普选。这将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巨大考验。
从目前来看，国内外的民主人士正在联手建立一个“香港真普选”关注组，用关注事态、再制定对策的办法，来表明我们对香港民主人士的一种支持。另外，公民同城圈子也在号召国内的朋友，用翻墙的办法，不断地关注事态的发展。
北京不应低估香港人的觉悟
法广：但是，在中国内地没有民主选举的大环境下，弹丸之地香港如何可能争得名副其实的选举呢，更何况香港经济近年来对内地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徐文立：我个人对形势并不看好，因为，从目前中国共产党所出的几张牌来看，甚至让人想起25年前的六四镇压：他们会不会不惜用残酷的武装镇压的方式，来压制香港民众的呼吁和要求，制止2017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再加上中共目前在国际上的许多举措都表现出一种不应有的强硬态度，我觉得整个趋势不容乐观。而且，他们以在香港出现内地孩童在街头便溺事件成功地煽动了国内民众的一种仇恨情绪，他们认为这种情绪可以利用。所以，他们压制香港民众普选要求、甚至不惜使用暴力镇压方式的可能性不是没有。所以，我个人还是蛮担忧的。
法广：但是，香港毕竟是一个特别行政区，还有中英联合声明这样的框架，北京在这项声明中承诺香港体制50年不变。现在香港主权回归才只有17年，如果采取这种强硬手段，北京当局是否也会在政治上付出沉重的代价呢？
徐文立：那当然。我希望他们能看到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如果想进一步占领乌克兰东部地区的话，普京政府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希望中国共产党不要做毛泽东时代都不敢做的外交冒险的活动，在内政上也是如此。至于中英联合声明，他们早已经用很简单的办法把它束之高阁了，认为香港完全是中国内部事务，外人不可以插言。
但是，我个人认为，在香港民主选举这个问题上，并不是没有取得双赢的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共产党手中有3张牌可打。第一张牌，就是完全操控2017年的直选，让这次选举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这张牌会出得很丑，会让人们很厌恶。第二张牌，就是我刚才说的武力镇压。如果是这样，那习近平就再不要扮演自己是和气的领导人的角色了，等于完全把自己推到了一个如同曾经对改革开放有功、却因为六四镇压而把自己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邓小平一样的境地。这两张牌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习近平先生来说，都是非常不好的前景。
但是，并不是没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可能性。我想提醒习近平先生和中国共产党学习当年的蒋介石先生。蒋介石在1950年国民党在台湾立足未稳的时候，采取了三大措施：金融改革、土地改革以及县、市长官直选 地方自治。这不但没有让国民党当时面对的危急情况更加危急，反而真正让国民党在台湾站住了脚。所以，我觉得，在香港这样一个最有可能进行民主选举的地方，如果共产党能够退一步 也就是说，他要有第三张牌。并不是说整个的选举采取无政府状态。可以有推选委员会，但推选委员会中为什么不可以吸纳一些民主派人士呢？为什么不可以设立一个适当的门槛、让民众喜欢和推选的领导人成为候选人呢？为什么不可以让人民直接地去选择呢？我相信，任何一个被选择的人都不会说不承认中国政府的主权管辖，或否认除了23条以外的基本法。所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真的不需要把普选这件事看得那么纠结、那么严重。
民意不可辱。今年的六四25周年纪念，香港有18万人上街，参加维园的烛光晚会！一家如果有一个人参加，按照一家5口人计算的话，那就涉及90万人、将近100万人。香港一共才700万人。所以，有这么多人在六四这样的问题上敢于站出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真不要低估了香港人的觉悟。
而且，以我看，在香港人口的组成中，700万人中有32%来自中国大陆。其中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人是从台湾和在1949年以前从内地去的人。其他人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当年共产党错误的经济政策让人们饿肚子而逃到香港的，这些人的后代不会忘记那段历史。我的学生中就有这些人的后代。他们中有人曾经说了让我非常吃惊的话，他说：我们就怕香港再次沦陷。将“沦陷”这个词用于香港，可以想象他们对于回归之后中国政府不体谅香港人民的一些措施，以可能断水、断电、断菜这样的动作相威胁的做法有多么反感。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先生真是需要三思而后行。
参考附件：
蒋介石推行地方自治的挣扎
作者：郭岱君（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
（原载北美《世界日报》）
1950年国民党在台湾推行地方自治，台湾选民开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直接选举。过程中发生一些小意外，不为人知，但影响重大。
1950年 元旦，蒋介石提笔写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自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对于党务、军事、政治与政策、组织教育、及作风与领导方式，皆须彻底改革重新来过。」 同时在当年的「大事表」上，认真地写下：「地方自治」四个字。他要在台湾实施民选县市长、议员以及乡镇市长，并把它列为当年最优先办理的事。
在中国大陆的失败，蒋介石视为平生最大耻辱，整个1949年几乎都在检讨失败的原因，同时决心另起炉灶，彻底改革。
◆废除旧制 彻底改革
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在1949年同时推动币制改革和土地改革，这两项改革迅速改善台湾当时金融紊乱、土地分配不均的现象，颇得人心。
蒋介石接着在1949年10月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作为党员思想改造的基地，希望党员从思想到行为做彻底的反省和改变。他经常对学员讲话，勉励他们洗雪失掉大陆的耻辱，誓把生命奉献于实践三民主义与光复大陆的革命大任。
台 湾当时面临的内外形势，极为严峻。眼看着中共即将席捲整个中国大陆，国民党前途可悲；国际上（尤其是美国）大多对国民党失去信心，已出现各种背弃国民党的 动作；而台湾内部农工生产停滞，通货膨胀严重，对外贸易几乎停顿。更糟的是，自创党以来就一直困扰国民党高层的党内派系倾轧，到了台湾并未停止，党政高层 领导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依然不断，甚至直接波及蒋介石本人。种种挑战，更加深蒋介石改革的决心。
根据蒋介石的规划，下一步就是地方自治了，他要推动一个新的、有政策、有效能政治，实践民权主义中人民直接选举的理想。
这 个想法提出来后，省政府及党内立刻出现反对的声音，甚至蒋介石身边的人也表示疑虑。他们的质疑是：国内外情势如此严峻，而国民党在台湾还没有站稳，这个时 候实行地方自治，未免不切实际、好高骛远。也有人担心，如果自由选举，大多数的公职将由人口较多的本省人取代，外省人的地位必受影响。
◆地方自治 循序实施
不 过，蒋介石及陈诚同心一致，决心排除万难，实施地方自治。他们先成立「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研究实施内容及步骤；然后依照事先规划好的步骤，一步一步 循序实施：（一）调整行政区，（二）整理自治财政，（三）充实自治教育，（四）釐定自治法规，（五）训练自治人才，（六）改选各级民意机关，（七）选举县 市长。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地方自治，增加地方财政资源，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在1950年9月特别通过一项决议，把烟酒及林业的管理及税收改由地方政府接手，这样地方政府有了税收的来源，得以增加财政资源。
准备妥当，在1950年7月2日，开始台湾省第一届县市议会议员的选举，台湾选民投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县市议会直接选举的票。因为是第一次，谨慎起见，行政院把这项选举分区、分六期办理，花莲县最早举行，试点成功，再扩大到屏东县、高雄县、高雄市、台南县、台南市、台中市、彰化县、嘉义县等，到1951年1月28日全部完成。
同年10月开始台湾省第一届县市长选举，全省21县市分为八期办理，第一期包括基隆市、台中市、台南市和澎湖四个县市，于10月15日开始，随后，其他各县市长选举也陆续举办。到1951年7月29日，全省21个县市长均民选产生。平均投票率为70%，有的地方高达90%以上。
紧接着，1952年11月，台湾省临时议会也以间接方式从各县市议会中选出临时省议员；与此同时，各基层的乡长、区长、镇长、村长、里长等也由人民选举产生。在国民党的全力动员、组织和控制之下，各项地方选举顺利完成。
◆干预选举 旋即收手
其中县市长选举最受瞩目。1950年12月 台湾省第一届民选县市长选举期间，台中市长选举竞争激烈，无党籍候选人杨基先是当时台湾省民政厅厅长杨肇嘉的侄子，一开始声势就超过国民党候选人林金标以 及另一位非国民党籍候选人廖朝洲。第一轮投票，三人都没有过半，依法将做第二轮投票，但杨基先得票多出国民党的林金标将近三分之一，蒋介石很关心选举情 形，他对杨基先在竞选过程中一些批评国民党的言论不满，12月27日竟然发电给省主席吴国桢，要吴国桢联络杨基先自动退选。
电报发出后蒋介石立刻后悔了，认为自己不该如此干涉选举。他在日记中记载：「事后甚觉处置不当，但其电已发，驷马难追，只有听之，容待情势推移，再定补救之道。」
第二天，吴国桢当面跟他报告杨基先态度良好，愿意退出选举，蒋介石自觉理屈，祇有劝勉吴国桢对此事当另行考虑，会有补救之道。吴国桢还继续发牢骚，蒋介石也忍着，因为「以曲在我也。」
第三天，12月29日，他决定让选举依法进行，电告吴国桢：「令杨照常竞选，不加干涉也。」蒋介石一直把此事放在心上，反复思考。12月30日日记记道：「甚觉日前干涉台中市长选举、勒令杨某退出之非法，尤其是对方表示遵旨自退时，更为不安，所谓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后来决定让选举依法进行，「即使党员林某失败，亦无愧色。」处理好此事，觉得舒了一口气，「于是寸衷大乐也。」
隔天，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郑重记下这次的教训：「台中市长选举问题自觉处置错误，幸及时改正，不致大错，堪为自慰。」
1951年1月7日台中市长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杨基先以3万4441票当选第一届台中市长。
台北市长选举，也出现类似的情形，非国民党籍的吴三连受到较多选民的支持，国民党于是礼让吴三连竞选，最后吴三连高票当选第一届台北市长。
◆直接选举 中国首例
地方自治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前例，蒋介石以及大多数国民党领导都是在实践中学习。蒋日记中透露的台中市长选举那一段，当事人没提，如果不是日记开放，这段国民党领导天人交战、挣扎、自省、最后决定坚持依法办理的心路历程，恐怕永远不为人知。
正 因为坚持依法办理，才能取得台湾人民的信任。虽然无党籍者在不少地方首长选举取胜，但越来越多的台籍人士愿意加入国民党并代表党参加选举，同时国民党也开 始延揽地方精英代表党参加选举，进而赢得公职。党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这些年轻、草根的地方精英为国民党在台湾的发展注入有力的新血，而国民党在台湾的合 法地位也更加巩固。
(作者为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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