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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树:研究六四希望中国未来不再发生这类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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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树先生是原中国社科院学者、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客座教授,从事中国社会研究多年,最近出版了题为《从五四到六四》6集丛书的第一卷。25年前的六四事件也是激发张博树先生研究这段历史的主要原因,请听法广对张博树先生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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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张博树先生,您在2008年分别出版了《从五四到六四: 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 1 卷)》和《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请您介绍一下这两部书的主要观点?

张博树:25年前我在中国科学院读博士,我本人也是六四的经历者。我写这本书主要是因为经历、目睹了北京发生的一切,给我造成巨大刺激,让我下决心搞清楚在过去100年中,中国民主转型,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这么多的曲折,为什么中国人在追求民主中付出这么高的代价?

中共在49年夺得政权后,不可否认早期的共产党人有理想,他们希望为国家找到出路,希望中国走向民主。但是在短短的40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事件,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市民进行武力镇压,作为亲身经历者和学者我有责任对这个事件进行深入的研究,找到一个解释,也是希望中国未来不再发生这类事件和悲剧。

《宪政改革报告》则是探讨中国现存体制违背当今文明发展的大方向,因此中国一定会走向开放,进步的未来。这本书探讨如何处理中国在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和未来中国民主体制中面对的问题。我希望自己研究对中国民主转型起到作用。

《从五四到六四》主要探讨中国在过去100年中为完成现代化进程付出的代价,本来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有一个好的开端,1911年标志着中国告别两千年帝制走上民主良好开端。但是,我研究发现1949年共产革命的逻辑是表面上看似乎超越了制度和政治现代化的逻辑,好像用一种更好的更先进的社会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从49年到现在可以看出,表面上超越,实际上是扭曲中国在1911年开辟的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共产革命虽然在一开始要建立起更好的制度,但是由于一党专权,公共权力得不到制约的体制,在后来的演变中自己发生变异,逐渐走到了自己的反面。从试图建立更美好的社会反倒建立了一个专制社会。这本书试图谈论这样的历史变化的历史理解。

法广:25年来,六四在中国一直被当局作为禁忌话题,但民间要求平反六四的声音从未间断。每年六四临近中国政府就非常紧张,加强对异议人士的打击,为什么中国政府不解决六四问题?

张博树:本来大家希望六四问题尽快得到解决,因为中国的掌权者  共产党要保存自己的权力,不允许民间动摇现存体制,才发生了六四镇压悲剧。尽管当时的学生和市民没有提出推翻共产党的口号,也没有想离开在中国实现民主,但是由于中国邓小平等人对形势误判,认为自己权力受到威胁,采取血腥镇压。

我相信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正确评判六四,问题是当今的掌权者,如果他们不能从历史正义这个角度来看待问题,而只是从一党的权力、现存的利益的角度来考虑,他们会很难做出顺应历史发展的决定。大家看到中国民间在2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停止关于六四问题的呼吁,而且有许多朋友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我呼吁民间和中国的掌权者拿出起码的良心正视历史。

法广:法新社近日发自北京的电稿指出,在“后天安门”时代,中国政府改变用坦克碾压反抗运动的做法,代之以金钱和警察来对付反对派,用经济自由换取民众在政治上与政府的合作,中国现在通过警察和防暴武装控制中国社会。您怎么看?

张博树:我认为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里承认市场经济,利用市场机制促进经济发展取得成就。我们承认,但是这不等于经济自由,经济自由包括竞争中平等和财富分配上的平等,当今中国距离很远。现在官民矛盾突出,中国权贵贪腐严重,实际上破坏市场平等的原则,破坏经济自由。当下中国为什么一方面加大经济的改善,在民生方面做了许多投入,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不允许在政治上进行表达,这就是中国当今社会特点。

中国现在是后集权社会,官方使用刺激经济的手段,去安抚百姓,但是不能动中国社会现存体制,不能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但是不动中国共产党的位置,无法解决中国贪腐问题。中国现在面临的冲突,社会矛盾等问题不可能真正解决。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我认为中国历史转型改变,这是早晚要实现的,而且我们现在所作的一切就是为了中国民主化转型努力,中国民主会早日到来,在今天讨论六四纪念日时候要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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