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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晓康六四25周年谈“大国崛起”

作者
苏晓康六四25周年谈“大国崛起”
 
HeShang 河殇 Dr

因被控为“八九学运”幕后黑手而在六四事件后遭通缉的苏晓康,现已在外流亡了二十五个春秋。苏晓康作为《河殇》总撰稿人被视为中国八十年代报道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六四事件25周年日之际,苏晓康先生告诉本台他更愿意就中国当前的大国崛起谈谈个人看法。

法广:您当年在《河殇》中提出中国应走海洋文明的命题。这与中国在近几年大力加强海空军事力量是否属于同一思路的延续呢?

苏晓康:“这个问题很有趣,但完全是两码事。《河殇》的主题是打破封闭。因为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上台后,把中国搞成了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封闭社会。我们就在这个封闭的社会里长大的。一直到文革以后,我都已经三十多岁了,但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所以,《河殇》讲的是那时的中国人对外面世界,也就是对国际社会、对文明的一种期盼和向往。事实上,当时中国的封闭我觉得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地理空间上的隔绝,但思想精神上的封闭更重要,是双重的封闭。所以,那时,《河殇》希望拥抱西方的蓝色文明等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普世价值,虽然,那时讲得很不清晰。可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和时空里,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中国今天作为一个极权社会而在世界上崛起会是什么样子?老实说,我认为,基本上它不能在文明上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像美国或像当年的苏联那样的世界超级大国。我觉得中国还到不了那个程度,因为它的问题非常的大。中国今天的状况是这样的。它现在的“大国崛起”,内部的问题非常的严重,而且完全是一个在精神、新闻、文化等方面完全封闭的、禁锢的社会形态。只是在经济上和西方做生意,赚钱,这是开放的。这样的崛起不是我们当前想象的崛起,也称不上是大国。中国今天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它的经济庞大以后,尤其是在近二十年搞的所谓‘掠夺式’经济发展,资源缺乏非常严重。所以,今天中国对外的扩张或发展,属于资源争夺上的考虑。这个问题我想在中国经济起飞以后都会遇到。但是,中国如果不是因为发生了六四屠杀,完全可以走另外一条更加合理,消耗更低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崛起就要在太平洋和美国抗争,因为是资源的争夺。比如,中国和越南在南海因为石油和天然气的争夺,美国看上去比较公正,但实际上是在支持那些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上的小国与中国讲道理。这时中国需要在地缘政治上做一个选择。怎么办?它重新去和俄罗斯联手。这是我的重点。和俄罗斯联手,这非常的有意思。我们这代人都非常清楚,1949年后,毛泽东就选择了和当时的苏联联手这样一条路。毛泽东依附于苏联这个超级大国跟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抗衡的这样一条路线,让中国老百姓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向苏联要军事工业化,同时要原子弹技术,向苏联提供中国农民的粮食。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1959年至1960年的中国大饥荒,是因为政府强行把粮食从农民嘴里夺过来送到了苏联。这就是大饥荒的原因。这是一种说法,一种假设,现在都不知道当时的粮食哪里去了。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啊!这就是中苏联合抗美的后果啊。所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如果重新走上当年毛泽东的路,我们就不知道前途是怎样的了,未来会如何了?总之,俄国从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真正的祸害和威胁,而不是美国。”

法广:您刚才提到中国也可以走另一条消耗更低的发展道路,那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呢?

苏晓康:“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也就是由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主持的经济改革,如果没有发生六四冲突,而照着赵紫阳的路子继续往下走的话,中共就不必去搞后来的那一套,就是大开国门,把外资都放进来,给它们提供非常优厚的条件,提供廉价劳动力,这么来发展经济,赵紫阳是不会走这样一条路的,他会保护中国自身的利益,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起码的思路嘛。可是,六四造成邓小平当时的战略,就是要中国快一点经济起飞,不顾一切。邓当时的话就是,只要把经济搞上去,把老百姓生活搞上去,老百姓就会忘记六四屠杀。邓小平的思路很清楚,他要用经济发展来挽回六四所造成的合法性缺失问题。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政治危机,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很合理地安排经济发展,不必走现在这种让中国资源全部耗尽,土地、水源、空气通通污染的发展道路;同时,又在分配上又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不公平,极小部分人拿走了中国90%的财富,其他十几亿人只占百分之几的财富,我们还付出了环境的代价。这样的经济发展道路造成中国两个丧失:中华民族的生存家园环境没有了,还有这些年的封闭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精神荒漠,中国人失去了心灵的家园。所以我可以讲,中国十亿人今天在心灵上也是在流亡。”

法广:您刚才提到环境与资源的消耗,在全球化背景下,您觉得会造成怎样的冲击呢?

苏晓康:“环境污染的问题,也就是人类行为对环境所造成影响的问题,直到今天还是超越人类已有知识范畴的问题。科学家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但不能完全证明。可是为什么中国这二十年环境破坏这么大? 比如,以北京空气雾霾为例,我在北京生活过二十多年,没有过啊,仅仅这么十几年,北京现在的雾霾这么严重。另外,以江西鄱阳湖为例,鄱阳湖在八十年代还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湖泊,但现在干枯了。这些都可以证明是经济掠夺过渡造成的破坏。然后还有土地污染,结果耕种出来的粮食吃下去会得癌。还有黄河快干了。这些问题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些问题已超越人类今天的知识。全世界都如此,但中国在这二十年超过了其他国家。中国现在的癌症发病率是世界最高的,就是因为污染的问题。这些问题政府却完全不考虑。所以我认为,中国不是因为二十五年前的那场六四,完全可以走另一条无论如何都会比今天好的道路。”

法广:就以上情况,您觉得还可能挽回吗?

苏晓康:“如果要挽回,就首先要从政治上来讲。也就是说,今天的执政政权,就是这个党,要有改变的想法。可是,我们到今天看不到他们任何一点这样的想法。他们现在所做的是把崩溃的时间尽可能地往后推,而不是采取补救的办法。推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真的推不下去就总爆发。我最近也经常和朋友谈,现在国际社会面临着一个非常荒诞的吊诡,要么是中国在经济上发生无预警性的崩溃,有人在说中国的楼市要崩了、中国的金融要崩了、股市要崩了,可是谁都不知道何时会崩,但按照常识判断早就该崩了,可就是一直不崩,它变成了一个不可预估的崩溃;另一方面,中国的这种崩溃,也可能会造成整个国际社会的崩溃,华尔街的崩溃就和中国有关。这就是人类面临的吊诡,影响整个人类文明。”

法广:您在《河殇》里提到类似“大国崛起”的概念,您觉得中国现在提出“大国崛起”和美国现在要重返亚洲,是否会造成更严重的摩擦?

苏晓康:“这是一个地缘政治学上的问题。我们制作《河殇》时还不可能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变成国民产值非常高、非常有钱的一个国家以后开始往外扩张的,跟《河殇》当时讲的走向海洋文明完全是两码事。二十五年前制作《河殇》时,确实是想提出一个比较开放的思路,这个开放是从两个层次,即从地理上,也从精神上,也就是在文化上,向国际社会、向先进文明开放。但中国后来走了经济开放,但精神上更加禁锢,比毛泽东时代还要禁锢。以最近曝光的“七个不准讲”,八十年代没有到那个程度,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这样一种封闭,能够为了扩张之需而到外面打战吗?这样状况下如果对外发动战争,国内是会发生内战的,现在的维稳费高出军费,因为每个县城都需武警把守。这种状况可能在国际上开战吗?对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不到可以改变的路径和迹象,大家都在等着崩溃。都说中国富裕了,但是大批有钱人却跑到纽约曼哈顿、洛杉矶来买房子,大概去巴黎的也不少。中国强大了,你们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国家生活呢?因为中国的环境已经没法生活了。这就是我在六四二十五周年之际所看到的中国。

法广:感谢苏晓康先生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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