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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涛:中国大变革的动力将来自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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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涛:中国大变革的动力将来自民间
 
北京饭店门前为迎接中共十八大用鲜花组成的党旗花坛。 (路透社)

中国共产党第18次代表大会上,最高领导层将开始最近10年来的全面交接。政坛如此全面的人事变动自然是各方关注的焦点,而这次大会最不同于往年之处,在于直到会议召开的最后时刻,高层人事安排似乎仍然没有最后定局,一些分析人士甚至不能排除会议召开之际再出新变数的可能。围绕高层人事安排的争斗为何这一次如此之激烈?自89民运后搁置的政治改革是否会随新一代更年轻的领导人上台而重新启动?我们电话采访了旅居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

邓小平模式的维稳体制已经难以为继

法广: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内部权力争斗并非始于今日。但为什么这一次围绕18大权力交接的争斗会如此之激烈?

王军涛: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比较大的背景是共产党在最近几十年通过改革开放,确实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由于采取邓小平的模式,用四项原则保持权力高度垄断,实现高压稳定,而且,高度垄断导致了腐败,虽然维持了稳定,促进了发展,但是腐败发展的很严重,以至于民怨鼎沸,这个模式如今很难维持下去。中国军费现在是世界第二,吸引世界广泛的关注,而维稳费用又连续两年超过了军费,这就使得这个模式现在难以为继。这是一个大背景。

在这种时候,各种思想空前活跃。一个直接的背景是,有些人为了能解决中国问题,开始尝试着冲击这个维稳体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薄熙来最近几年在重庆唱红打黑,想用一种“左”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今年二月份,王立军开始引爆他的一系列问题,他的落马、以及他牵连出来的各种力量、还有揭露出来的他的贪腐(问题),和围绕薄熙来双方展开的激烈权争,这些都使得现在高层显得很不稳定,很不团结,使18大有了很多的变数。

其实,在17大之后本来已经就18大有了一个预案,但这个预案因为薄熙来案而彻底被打破。18大召开之前,需要再达成一个新的预案―因为它有一个时间表,(于是)各派激烈角逐,使18大充满变数。

法广:最近《纽约时报》披露温家宝家人有巨额财富的消息,在您看来,这对11月8日召开的18大会产生什么影响么?

王军涛:我觉得不会有直接影响。打薄熙来会对18大有直接影响,因为薄熙来是18大要上位的力量。但打温家宝呢,最多影响汪洋,因为温家宝力挺的人是汪洋。但是在汪洋是否上位问题上,在7+2的结构中,他(汪洋)上得好呢,能进入7个常委,不能上位呢,也能是两个列席政治局常委的政治局委员(之一),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说,影响并不大。因为温家宝到明年三月可能就全退了。

但是,打温家宝会影响18大是因为,如果温家宝被揭出来他和薄熙来一样,就会(让民众)发现共产党里没好人。这样就在民心进一步要求解决腐败问题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会鼓励一些有抱负的(说不好听的是有野心的,说得好听些是有抱负的)政治人物,出来挑战18大格局,争取自己更大机会,这样就间接地使得18大不稳定的条件更大,但是不会有很直接的冲击。

法广:您刚才提到汪洋和薄熙来。在薄熙来事件发生之前,汪洋和薄熙来被很多人看作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的对立。薄熙来如今已经垮台,但是,根据目前传出来的消息,汪洋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希望也不是很大了,怎么解读这个局面?汪洋和薄熙来是否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路线呢?

王军涛: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不同的路线,但是,薄熙来离现在的维稳体制比汪洋更远一些,这是因为薄熙来有太子背景。汪洋呢,他不是太子背景,他更需要离现在的核心、和过去的核心保持一致,他不能让任何有否决权的人否决他。所以,他与薄熙来面对现在的维稳体制有多少内在的区别,我不知道,但是,表面上,他要在政策中更体现出与前代领导核心和现代核心的一致性。但是,我个人觉得,汪洋现在是否入常并不影响他的前途,他还年轻,实际上,他现在不入常,下一届他也会入常。

法广:在现在18大高层讨价还价的人事安排中,习近平个人能对新班子人选确定问题上,能发挥什么作用呢?这种妥协达成的结果将来能给他执政期间带来怎样的活动空间呢?

王军涛:我觉得习近平现在所处的位置上,他实际上对未来的班子……因为,我觉得胡锦涛还是想为他创造上位的条件,但是,现在的斗争太激烈,而且,在这些斗争中,可能不同的人都已经被牵扯出一些问题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他下一步的工作难度很大,在现在的人事问题上,不管他有多大发言权(因为在过去,他其实没有人脉,他从福建到浙江,到上海,他走得比较快,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脉积累,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很大程度上到底还是要借助于前两任核心的人脉关系,来安排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习近平不是启动改革的人物,但会宽容改革尝试

法广:不少人对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启动大的政治改革抱有一线希望。您怎么看?习近平是不是一个能够带领中国启动改革的人物?

王军涛:习近平肯定不是一个可以启动改革的人物,如果他是这样一个有棱角的人物,比如像薄熙来,他肯定上不到今天这个位置,他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能被各派所接受,就说明他在处事方面比较圆滑,比较圆润;他不是很有刚性,很有自己想法的人,否则他早就得罪人了。

但是,另一方面,习近平也是有操守、有坚守的人,否则,他不会从福建,到上海,在官场出现大地震、出现大丑闻的时候,他没有被牵扯进去。而且,民间也没有关于他的丑闻的传言,因为现在老百姓也是很尖锐的,有很多问题都被揭露出来。

如果将来习近平有可能政改,我觉得不是他有政改的想法,更像是因为在他的治下,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不政改,中国没有前途,特别是一些大的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使得民意强烈呼吁要改革的时候,习近平可能能够容忍这种改革。我总是举美国的例子。在美国历史上,实际上建国那一代人是很有魄力的,他们打了一场独立战争,建立了美国,但是,实际上,林肯废奴(政策)是被迫的,虽然林肯是一个废奴主义者,所以当时南方不信任他,但是,他为了竞选,为了联合南方、保证南方留在美国境内,他曾经承诺不废奴。但是,后来当情势发展使废奴成为一个强烈呼声的时候,他就毅然决然地背书了这个(废奴呼声)。我觉得,我们现在都知道邓小平的维稳体制进行不下去了,将来中国(的问题)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问题。其实,现在北京很多人都估计习近平会向左走,会建立一种像新加坡模式的强权,来打击腐败,实际上是走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强化党国体系,惩治腐败,恢复党和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以扩展国家和政府的权力范围的方式,给人民提供一些基本保障,以这样的方式,来缓解中国现在的问题。

但是,假如习近平向右走,那就是因为现在京、沪、广这样一些大城市,特别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中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人类进步文化的这样的一些社会力量强烈要求政改、接受普世价值,而且他们掌握着公共空间的话语权 就像韩寒这样的青年作家,他写了韩三篇之后,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连他都顶不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可能也会向右走,进行一些改革,而右边的改革是可以用比较渐进的方式进行的。比如说,先让言论在某些地方局部性松动、进行选举试验,等等,那习近平可能会作出一些努力。我的意思是习近平不会主动提出改革,但是,他会对各种各样的改革和试验比较宽容,这样就可以让中国一步一步地走向一个接受普世价值的政治制度。

法广:习近平出自太子党,李克强被看作是团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们之间有那些共同之处?

王军涛:他们两人的共同之处还是比较多的。他们都是在八十年代初期进入共产党的接班轨道;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们都目睹了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他们也都比较努力的能够去做一些事情,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共产党的体制里获得了一定位置,这些都是靠自己的努力,那个时候,家庭背景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后来呢,改革开放期间,他们接触了很多新东西,改革开放最快时期,他们进入了基层班子和中层班子。

但是,不好的地方是他们都是在89年镇压民主运动和92年中国进入权贵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他们的位置开始了决定性的快速升迁,这些应该说又使得官场上的很多问题,也同他们有关系,尤其是在他们所工作过的地方,李克强在河南,辽宁,习近平在福建、浙江、上海等等,这些也都是出过不少问题的地方,即使他们可能不一定对这些事负责任,但是也深受这些事的影响。

法广:习李搭档会是一个比较和谐的搭档么?

王军涛:这很难说,因为他们背后还有不同的力量。他们两人的性格,我觉得不应该有太大的矛盾。就像胡锦涛,很多和胡锦涛接触过的人,包括异议人士中的代表,比如严家其、万润南等人都与胡锦涛有过很近距离的接触,他们都认为胡锦涛作为个人来讲,是个很好的人。但是,他们身后的政治力量之间有矛盾和冲突的时候,作为代表人物就会被牵扯进去。

我觉得如果是个人相处,他们俩不会有矛盾,但是,因为毕竟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急剧发展,而且很多危机公开化的情况下,加上他们背后所代表的不同的力量,他们经由的途径不一样,支持者不一样,他们可能也会被卷入到一些冲突中去。

我想补充的是,中国大变在即,但是,我觉得中国的高层不是最主要的改革的发动机和推动力。将来中国如果真的要有政治改革的话,最主要是民间发生一些政治上有冲击性的事件,导致公共危机,而这种公共事务的危机,会使得高层被迫做出反应,或许中国会走上一条政治改革的道路,但也有可能会往后退,退到一个党国高度集权的、新的威权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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