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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从十八大前夕中共加强网络监控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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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 internautes utilisent les ordinateurs dans un cybercafé à Changzhi, dans la province de Shanxi, Chine. REUTERS/Stringer

中共在十八大召开前夕按惯例进一步加强了对网络的监控,除了封锁一些敏感的国内外网站之外,还加大封锁微博,删改网站内容、封锁翻墙软件等等。这一切是否意味着中国的网监技术得到了提高?中国的网络封锁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从事网监工作的网络技术人员对自己的工作有何感想?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所引发的后果?

就以上一系列问题,我们电话采访了中国国内第一个被封锁的维权网站六四天网网站的负责人黄琦以及天网义工网络专业人员蒲飞。黄琦首先向我们综述了中国政府进行网络监控的十多年来的历史 。

黄琦:中共对互联网的封锁应该起源于1998年至1999年之间,当时国内通过互联网传递民主人权信息的人非常少,使用电脑的人员也基本是单位工作人员和网络技术人员。网络基本没有任何有关民主人权信息的消息。1998年底至1999年初,中国大陆二十万农民被强制切除阑尾事件曝光之后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股维权活动,当时,中国总理朱镕基就下令必须做好查询,随后,当局就加大了对互联网的控制力度,到2000年二三月份,天网就被封锁了,随后到六月份就开始对网络工作人员开展拘捕活动,我是第一个被抓捕的互联网异议人士。以后,当局对互联网进行了持续多年的打压。到了2005,2006,2007,2008年,当局一方面封堵海外网站,一方面拘押国内异议人士,双管齐下,期间有无数网络活动分子被关进了中国政府的监狱。中国越来越多的网民因此开始翻墙,海外的动态网与无界网等网站对中国大陆网民突破官方封锁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从2008奥运之前一直持续到今年的十八大前夕,中国大陆进入强烈维稳阶段,同时中国大陆更多的朋友们致力于揭露官员财产以及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活动,到今年十月初,中国国内对互联网的封锁程度提高到了最近五年来的最高程度。

法广:中共在十八大前加强对网络的控制是否意味着中国的网络封锁的技术得到了提高?

蒲飞:我觉得应该纠正一个误区,其实网络监控并不存在一个技术上的升级,所谓升级指的是运用程序上的升级,他的原始技术从发明到现在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变,但是,进入十八大维稳期以来,政府的监控力度和封锁力度加强了。其实,我们平时使用的大多数翻墙软件政府都可以很容易的封锁,但是,政府出于不愿意封杀得过很、留下一条生路的考量,并没有封死,自由门等翻墙软件只要用一些专门的技术手段都可以很轻易的封掉,去年在茉莉花散步时期政府就已经显示了他们彻底封网的能力。就目前而言,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一些资讯分析,中国政府在网络封锁的技术上并没有重大的提高。当然,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它总是在不断的提高,但是,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提高。

法广:中国目前翻墙的网民在网民总数中占什么样的比例?

蒲飞:如果将所有有翻墙经历的,无论是使用网页代理还是别的手段的网民都算在一起的话,可以说至少要在网民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当然他们可以被分为两类:主动翻墙和被动翻墙。主动翻墙就是主动利用翻墙工具浏览一些被禁的网站;被动翻墙就是利用别人发出的带有链接的网页点击之后进入被禁止的网站,浏览一些被禁止的新闻、评论等等。不能正常地浏览网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相当大的遗憾,因为网络封锁已经荒诞到如此程度:比如说某些数字89和64被彻底封杀,而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因为这些数字可能出现在一些医学研究文章或者别的技术性的文章上,既然这样,中国人就只好全民翻墙了。

法广:您怎么看中国政府的网络监控政策?其实,您也知道世界各国的网络多少都受到监控。

蒲飞:我个人认为对网络监控应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善意监控,每个国家政府都会监控的内容,比如说,网络色情、恐怖谣言,违反人类基本普世价值的网站,尤其是涉及儿童类色情网站等等,这些内容都应该得到监控。但是,中国政府却把主要监控对象对准那些批评政府的言论上,这些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我们知道那些从事网络封锁的专业人员从专业能力来讲应该是中国网络发展的巨大财富,但是令人可惜的是,他们居然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发展网络封锁技术之上,这不仅对中国言论自由造成危害,而且也是中国技术财富的巨大损失。

法广:您是高计算机的,一定认识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技术人员,难道他们就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所导致的后果吗?

蒲飞:我是学计算机专业的,我有一些同学很可能就从事这些工作,这些在大家见面时讨论工作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对许多技术人员来讲,他们很少考虑到他们工作的社会后果,他们所考虑的是他们是否能够在技术上达到要求。而往往不会去考虑别的因素。这或许同中国的教学制度有关,中国的工程师往往只是工程师,他们业余的爱好往往很贫乏,而国外的许多电脑工程师往往都有许多别的人文、艺术方面的爱好,他们的视野就会比较开阔。我一直觉得十分遗憾的是,中国网络封锁工程的负责人方滨兴等人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讲其实都是十分优秀的科学家,但由于他们错误的选择,以及这个国家的错误要求,使他们成为被人唾弃的网络封锁的帮凶。他们的才华原本应该被用来推动中国的网络变得更快捷,更先进,但是,由于政治制度的原因,中国官员出于私利、私欲让科学家从事这种令人唾弃的工作,这既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这个时代的悲剧。

不过,天网负责人黄琦似乎并不完全赞同上述观点,他认为最近几年来还是有不少网络监管从主动制发转向被动制发,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转变。

黄琦:我觉得中国互联网发展十多年来,还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进步,那就是负责监控的技术人员已经从主动制发转向被动制发,从主动监控演变到应付了事。这当然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网民的总数迅速膨胀给监控工作带来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即使是一些纯技术人员他们也意识到网络监控对那些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所带来的危害,所以,他们因此逐渐从主动制发改变成被动制发。

感谢六四天网网站的黄琦和蒲飞接受本台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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