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反思的民族没有前途

从有文字记录以来至今，全世界封闭社会的历史任务是迈向开放社会，对于中国而言，其历史任务是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网上的《公民》刊出刘业进的一篇文章：缺乏反思的民族没有前途

文章认为，中国经历过五四全盘性反传统、49革命以后斩草除根式反传统、1980年代现代化进程加速带来的“非意图反传统”。不仅如此，从公元前秦 制确立以来，中国经历数十次癫狂式的政权更迭，这种社会的演化不易于积累持久的“集体经验”。宗教、产权、契约精神、对统治权力的宪政约束，中国人在这些 形塑开放社会的经验上一项都不成熟。

文章说，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对其历史变迁进行观察，没有任何变量之间存在单一的因果关系。在这样的“复杂现象”中，通往更高秩序唯一的唯一途径是从错误中 汲取教训并留存这样的教训以启示后代。这一社会演化基本规律对缺乏反思的民族而言是致命的。缺乏反思，意味着文化累积的棘轮效应不那么灵敏甚至失效。中国 人缺乏秦制的反思，今天我们依然淹没在秦制的余韵之中。缺乏对狂飙革命的反思，慈禧太后的制宪被所谓辛亥革命搅黄了，所谓“革命和宪政赛跑”，作为一个十分不幸的结果宪政没有跑过革命，我们却对辛亥革命大唱赞歌。不仅需要反思辛亥革命，更好反思秦制以来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一切狂飙式流血革 命。缺乏对五四全盘性反传统的反思。要反思五四，就像托克维尔反思法国大革命和柏林反思启蒙运动一样。

中国至今没有出现一本《旧制度与大革命》，没有出现 《论美国的民主》，中国有远甚于法国大革命式暴虐革命，却没有诞生一个托克维尔。五四运动试图打扫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出发点就错误。没有整全的 历史，不曾有过“旧世界”，也不会出现“新世界”。缺乏对1949年以来社会主义中国历史的反思，尤其缺乏对中央计划经济的反思、对反右政治运动的反思、 对大饥荒的反思、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对“改革开放”以来最近历史的反思。我们不仅不反思，甚至有意无意回避历史经验教训。中央计划经济的错误及其衍生错 误在于错误的知识观和改造社会的社会工程师预设。

由于缺乏对中央计划经济的彻底反思，今天的宏观调控不能简单地归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传播，而 是，今天的宏观调控有其不为人知的深厚的中央计划经济遗产的影响。发改委这一机构的并未因其名称的改变而改变其“遗传基因”。也就是说，今天的所谓宏观调控，与其说是凯恩斯主义盛行的结果，不如说是中国人缺乏反思的中央计划经济遗产的产物。因此可以预见，即使经济学家从理论上从驳倒了凯恩斯主义政策，中国的发改委依然我行我素“宏观调控”。在奥地利经济学派和宪政经济学看来，为了应对短期经济波动，政府大张旗鼓地宏观调控完全等同于无知、狂妄和权力欲。

作者指出，由于以上一系列反思的缺位，所以违反形塑社会秩序基本经验、基本价值观的事情可以在我们的社会中一再反复上演；完全错误的事物可以冠冕堂皇地持久存在；谎言 比真相更可信；权力比真理更受到“尊”重。越是在那些最基本的生活经验层面，颠倒的逻辑越是不易行得通，因此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越是远离基本生活经验的 领域如教育、研究和外交事务，这些领域就算发生系统性错误也不至于立即反映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因此在这些远离大众吃穿住行、吃喝拉撒的日常经验层面的领 域我们最容易观察到无知、反常识、癫狂、疯狂的言行和建制化存在。主流媒体说萨达姆、卡扎菲、巴沙尔是民族英雄，中国民众也只有认的份。中国人的实用理性 似乎也不至于为一个远方的暴君感到不安和举行抗议。在这个领域，国内民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分不清正义和邪恶，分不清义愤填膺和赞扬到底秉持何种标准、 该用在何种场合。观察一个国家是否通往开放社会，外交是一个风向标。

文章最后说，健全的心智是那些具有反思的心智，伟大的民族是那些直面历史毫不掩饰地反思过去的民族。如果我们不反思过去，就会一直停留在二等民族之列。

另外，《公民》还刊出木然的文章：制度性休眠。文章首先解释什么是制度性休眠。所谓制度性休眠，是指已经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失去功能，已经存在的制度不起作用，已经制定的明规则失去效用，已经制定的规范流于形式，而社会通行的是潜规 则，暗规规则，黑社会规则。

作者指出，制度性休眠使制度主体缺位。制度主体包括人大代表、政党、公民等。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 有立法权、监督权、审议权等功能，要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就是议会化，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专业化、专职化、政治化，提高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专业素质和政治素质，具有参政、议政的能力，这需要两种基本知识，一种是政治学的基本知识，一个是法律学的基本知识。

如果从最近几年发生的几十万起的群体性事件来看，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都集体失声、集体缺位。不但如此，有些群体性事件就是官员兼人大代表破坏维权打击维权造成的。再比如，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框架下其它党派的监督功 能萎缩。公民缺少基本的政治参与渠道，参与政治的公民甚至被视为敌对势力的有之。

制度性休眠使权力扩张。上访制度变成截防制度，上访的制度逻辑被地方政府绑架，上访的权利得不到任何制度保障，上访的成功率变成了地方政府的黑污点。维权事件刻意变成政治事件，维权政府被动，变成政治事件后政府由被动变主动，维权事件变成了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结果使宪法和法律形同虚设。强征土地、 强制拆迁、宪法规定的财产权、人权、公民权利受到严重侵害，从而导致维权事件大量涌现。如果官员尊重宪法和法律，第一不会产生如此众多的维权事件，第二即 使产生维权事件，也会通过司法程序去解决，而不会动用暴力、滥用暴力去解决，出动警察、城管、甚至动用黑社会。

作者指出，制度性休眠使地方政府黑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有睡觉的，就有醒着的，制度休眠意味着制度监控的缺失，如同马路的红灯绿灯坏了，致使塞车和交通拥挤，开车好 的而品质差的司机就会左冲右撞。同理，制度性休眠使官员更加为所欲为，肆无忌惮，这可以从官员的“六气”中看得一清二楚。一是官气，什么都爱摆谱，当官愿 意听别人叫他某某长；二是匪气，说话象土匪、办事象土匪。
制度性休眠使维稳走上不归路。因维稳而乱，由乱而强化维稳，由强化维稳而引发暴力，而强化暴力而引发社会动荡、社会骚乱、政治崩盘。维稳最终导致了维稳的 反面，最后达到社会不可治理、不可收拾状态。最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增多，维权事件增多，社会报复事件、骚乱事件出现次数增多，群体性事件呈现出错综复杂的 局面。

制度性休眠使政治价值虚置。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密不可分，互为表里。现代政治制度都有一整套的正义观在规范、指导、制约着制度，离开正义观的制度会失去执 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制度的存在就在于为正义观提供制度性的保护。政治价值虚置就是主导思想非主导，非主导思想受挤压，制度本来应有的正义规范虚空。

制度性休眠使中国难以培育出具有长远眼光的战略政治家，多有短视的维稳官僚和政客。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日前发表评论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已失去进行长远思维 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

制度性休眠使人治大行其道、使法治不彰，使宪政民主建设困难重重，是历史的大倒退。制度性休眠的实质是被休眠，是绝对权力绝对滥用的产物。毛泽东让人民代 表大会十多年没开会，使政党制度瘫痪。现在地方政府的每一个县官、县委书记都类似于小皇帝，他们把制度当摆设，把宪法当废纸，把公民意志当敌对意志。如果 绝对权力不受制约，制度性休眠就会长眠不醒，社会性动荡将会风起云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