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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泽:这个社会每个人都可能『遭遇警察』

作者
华泽:这个社会每个人都可能『遭遇警察』
 

中国知名公共知识分子徐友渔和纪录片导演华泽编的这部书最初的题目是:『遭遇警察—“和谐社会”里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把标题改为『遭遇警察—中国维权第一线亲历故事』。前者似更富有寓意,后者则凸显见证。全书共收集了21位作者的22篇文章,作者们娓娓谈来,引人入胜,然而读者则不由得惊心动魄起来,不由得恐惧起来。也许骤然间你会获得一种悲壮感,一种感同身受的命运感。因为,这里的作者和编者本身就是受害者,本身就是见证人。

这个真实的社会里警察无处不在,编者在前言里简要地勾勒出中国独特的警察现象:“与苏联东欧秘密警察的活动方式不同,中国警察既不神秘,也不威严,中国公民遭遇警察不是偶然、个别、例外的,而是大量、经常的,不是在暗处,而是在明处”。于是,那些本来与熟人、与朋友交往的日常情景:喝茶、吃饭、旅行、度假,在这里都具有了特别的含义,恐吓和威胁在这里明目张胆,但警察表面上似已失去了昔日的威严,以日常生活的方式向你“打招呼”。请你免费住旅馆,原来你已被失踪。请你住进度假村,原来你已经寸步难行。

不言而喻,这是一个警察社会。然而,作者的可贵之处就是用笔把自己奇特又日常的遭遇记录出来,从而成为刻骨铭心的永久性记忆。也许数十年过去后,某些观念会过时,然而作者笔下那些罪恶的瞬间,黑暗的片刻却永久性的让人触目惊心:华泽女士拍完纪录片回家途中突然遭遇警察蒙面绑架,滕彪从书店出来,突然间被塞进警车带走……这些日常而又不平常的历史场景,不仅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不仅是社会的,也是启发人思索不已的当代寓言。这是一段珍贵的记录,作者把它们记下来,让活着的人战胜遗忘,让未来的人不要忘却。

本书的编者之一,目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课题研究的华泽(笔名灵魂飘香),为我们谈了编著这本书的缘起和经过。

法广:出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和自己的经历有关,我们都知道,你曾经遭到警方绑架,你关于自己遭遇的这段经历也收到了这本书里面?

华泽:这本书是我跟徐友渔老师合编的,我们都有同样的遭遇。我有被绑架,被长期监禁的经历,徐老师也被警察长期监控,经常被骚扰,被谈话。所以,这首先是跟我们的经历有关系的。再一个就是我们周围有很多朋友都有相同的经历,我们听到的感受到的非常多。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去年有人在网上发帖子号召进行“茉莉花革命”,随后,中国有大批的维权律师,维权人士,自由知识分子都被秘密关押,被逮捕,被刑拘。当时消息传来,那个时候我已经在美国了,徐老师在国内。我们都非常震惊,很悲愤,觉得我们应该对这一件事情做出反应。我们经常在网上讨论,后来决定出书,这是我们力所能及的。虽然我们的这种做法不能阻止他们肆意滥用公权力,但是,我们可能能够把这些不为人知的、在黑暗中的事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法广:书的名字很独特,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名字,叫“遭遇警察”,副题最早叫做“和谐社会的故事”,咋看起来,让人觉得平淡和平和,以为是个人的命运遭际,其实不然啊?

华泽:我们一开始就定下了这个题目。对于“警察”这两个字,后来有人提出应该叫“遭遇公安”,“遭遇国保”等等。其实,“警察”这两个字的意义就是我们在书的前言里说的,就是现在这个国家已经是一个警察国家了。放眼国际社会,能够称得上警察国家的,在现代可能就只剩下纳粹德国和前苏联。用这个词,就预示着这是一个警察国家,用公安什么的,这个词就不能有国际化的视野。就无法让别人明白。

我们在『遭遇警察』这本书里选择的是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有一点样本的意思。比如有维权律师,也有普通网友,还有知识分子和天安门母亲。各种各样的人的遭遇,程度也不一样。有的是坐牢的经历,有的被绑架过,有的就被“喝喝茶”,有的被传唤了几个小时。这些不同的经历,我们想通过它来反映,在中国社会,警察已经深入到每个公民的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可能随时随地遇到警察。

法广:你能把这本书的内容给我们概括地介绍一下,在你看来,这本书的特色是什么,你们在选题和编辑时考虑到哪些因素?

华泽:我们编这本书时并不是想说这个警察国家它有多么地残忍。关于残忍,几十年在中共统治下,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这本书主要想反映警察的无处不在,他的触角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细胞。文革期间,我们说这是一个专政的国家,现在说这是一个警察国家,就是说他的触角深入到每一个细胞里面,只要你稍微有一点让他们觉得不满的,你就可能会遭遇到警察。

还有一个特点,它的这种无处不在表现得不像过去那样,就是说他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他来就是非常威严地告诉你,你如何如何触犯了法律。不是这样的,现在很多情况下,他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你说:你不要给我谈法律,我也就是靠这个吃饭。变成这样了:有的人把它当成项目,有的人把它当成养家糊口的方式。

法广:这本书开宗明义,就叫『遭遇警察』,现在书出来了,书的遭遇如何?能不能进入中国大陆发行?

华泽:我们出书肯定最希望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和发行。我们的目标当然就是中国的普通的读者。可是我们这本书不可能在中国大陆出版。而且,在这本书还没有发行之前,就已经上了黑名单了。朋友给我们看了,就是一个入境的黑名单。它应该是发给海关的,上面并不列出书名,只说哪些出版社和那些作者是不能入境的。我和徐友渔都上了这个黑名单。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因为,刚开始想做这本书的时候,徐老师一直在国内,我非常担心他的安全问题,当时我们曾经试图组一些稿,可是朋友们说绝对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太危险了。那时候非常紧张。我们讨论了半天,徐老师决定承担这个风险。但是我们不希望在这本书出之前就被他们发现,就采取了非常严格的保密方式,从起这个念头,去年春天到现在,差不多一年了。这一年里面,每次警察去找徐老师,他都担心可能会因为是这件事情。他事先叮嘱我如果不能跟我联系了,我应该怎么样做等等。可是事后每次他都告诉我说,他们没谈这件事情。一直到交给出版社了,就是出版前夕,我们看到了这份黑名单,也许是从印刷厂或者其它渠道传出去的。

法广:这本书你和徐友渔亲自编辑,现在已出版了,如果我问你,书中的故事,除了你自己的,作为编者,哪些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哪些让你久久难忘?

我觉得每一篇都很难忘,因为我们也是经过很多的筛选的。当然,最让我难忘的一个是滕彪的『我无法放弃』。这是我刚刚被警察监控,进入到这个领域的时候,我就看了他的这篇文章,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这篇文章对于我可能相当于一部教科书吧。事先我能做好可能会遭绑架的准备,这篇文章也是一个指南之一。

法广:这本书的前言说,中国警察无处不在,那是不是部分地解释了这本书的题目,因为警察无处不在,警察自动地就成为这本书的主要角色,换句话说,也就成为今日中国的一种恐怖的景象?因为有些日常行为,比如喝茶,见面呀,这些本来是朋友间的、熟人的交往,也和警察们发生了关系?

华泽:是的,现在中国的维稳的机制变得越来越庞大,把非常庞大的人群纳入到它的这个维稳的范围中,一开始比如说维稳的对象只是法轮功学员,是访民,现在就可能是所有人了。比如你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他们认为你这个帖子敏感,他们可能就要请你喝个茶。我们说的喝茶不一定是真的喝茶,就是一种秘密地传唤,非法地传唤,不给你任何手续,也不出示任何证明。好些人,比如我原来的一些同事和朋友认为,因为你们关心政治,所以才会这样。其实不一定的。比如在前纳粹德国,很多人当时以为自己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工会会员,我不是什么,他们不会来找我的。可是不一定的。可能有一天,你不知道,你是在什么地方触犯了什么。你可能悄悄地说了一句话,或者在电话里发了一句牢骚,你就可能会被警察光顾的。

法广:我们台以前报道过你的遭遇,你的故事。最后,你愿意不愿意简单地告诉我们的读者,你近来在做什么,你绑架获释后的又有哪些特别的经历?

华泽:2010年我被绑架,然后释放之后,我主要是写了我被绑架的经历,叫『飘香蒙难记』。我写了这篇文章,又受到很多骚扰,那段时间感到身心疲惫。当时还有美国的签证,就到了美国,想休息一两个月。可是,我出来以后,很快有人就在网上发出号召茉莉花革命的帖子,接着就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被秘密关押、被失踪、被绑架、被逮捕、被刑拘,甚至有人被起诉、被判刑。那段时间,国内朋友通消息时就说你现在可能不能回来,回来比较危险。这个时候正好哥伦比亚大学人权所邀请我做访问学者,那么我就把这本书当成了我的课题。所以,这一年主要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编这本书。

中国人与警察的遭遇远远没有终结,作者在前言中指出:“本书记录的中国公民与警察的遭遇,只是历史真相的一个侧面,远远不是全部”。而且,“我们知道高智晟、郭飞雄、刘晓波、艾未未等重大案例,我们无法把他们的遭遇包括进来,也没有条件约请他们的亲友提供描述他们遭遇的记录”。 那么,大家有理由期待花泽和她的朋友们的下一部书早日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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