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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高华的研究——揭开中共崛起的机密 打破毛泽东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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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高华的研究——揭开中共崛起的机密 打破毛泽东的神话
 

中国知名历史学家高华,因患肝癌在12月26日病逝南京,年仅57岁。高华教授生前任教南京大学历史系,着重研究中国现代史,是中共党史、毛泽东研究的专家,其多本著作在海外出版,《革命年代》一书是唯一一本在大陆出版的。他的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在香港出版后被认为是中共党史著作的经典;但是成为禁书。 高华教授病逝后,多位学者在网上撰文或留言追忆高华,以示悼念。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任教的张鸣教授就是其中一位,在纪念文章中张教授盛赞高华的成就,他在文章中称:高华的成就,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但他的为人,更令人钦敬。有的人著作等身,却不及他一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华很穷,其实富有天下。他选择了一条守着贫寒做主流不喜欢的学问的道路。

法广:张鸣先生你好;高华教授故去,周五你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请你谈一下当时追悼会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张鸣:我是30号上午在南京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追悼会是南京大学官方举办的,它的规模很大,历史系出来致悼词,校长和书记都参加了,比我想象的要好,悼词虽然很乏味,但是并没有给高华加一些诸如说:忠于党的教育事业这样的套话,这还好。那天去了很多很多的人,从外地赶来的,还有好多素不相识的人都去了,在会场上,大家都很悲痛。当然我们这些人,我们从外地赶过去的学者,有的写了,像我写了祭文,还有些人写了一些发言,都不能在那儿念了,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的程序;会后,我们自己又搞了一个追思会,一个小型追思会,在会上我们就把自己对高教授的感受,对去世的惋惜,祭文都念了。会上我们都做了一个弥补吧,因为在这个会上,大家都能说一些心里话,这就是高华教授追悼会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不过南京大学还有一点不错,他这回好像承诺把高华教授这四年半治病的,很多原来不报的费用可能都会报掉了。就是我觉得:追悼会开完之后,得到这样的消息,觉得还是比较正面。就是他们还是对高华的遗孀还是有一点交代吧,至少我还比较欣慰。

法广:高华教授的成就,您称赞是:有的人著作等身,却不及他一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张鸣:至于高华教授的成就,其实我是没有多少资格来评价的。他的代表作就是《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这本书,这本书在香港出版之后,影响非常大,一直到现在都畅销不衰,其实买他的书的人,看他的书的人远远不止是学界了,很多人都在看,商人在看,律师在看,还有一些官员也在看,学生看的就更多了。

因为我们知道,研究这个方面,中共的档案没有开放,很多资料都是密封的,这样的研究在大陆学界是不被允许的,它是个禁区。第一个资料很难找,高华实际上花了很长时间,大概十年功夫收集,从开放的部分档案的披露,还有就是一些公开的材料、回忆录啊,日记啊,当时的报纸啊,这样的一些材料中汇集出来,做得非常难。这个过程十分艰辛,不光是艰辛的问题,就是说当时出了以后,你都不知道哪去出版;如果是海外出版的话,你在国内就有风险。它是吃力不讨好,而且还有很大风险的一项学术研究。所以高华的成就,就在这里。实际上他中共崛起的机密揭开了,把毛泽东怎样通过政治运动、这种惯用的方式、这样的法宝,怎样确立他的个人权威、个人崇拜,建立个人统治,这样的秘密揭开了;这种揭开是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之上的,出来以后,也没有人能驳得了。

法广:那就是说高华先生这本书用的材料都是中国官方公开过的,所以从资料来源上,不能对他提出质疑,对它的权威性不能提出质疑?

张鸣:对,没错,你不能质疑,不能说我泄密了之类的话,没有;不能说利用了什么特殊的身份,去查官方内部的档案。让当局很尴尬,但是没什么办法。高华先生的成就,我们这些人真是觉得非常、非常钦佩。而且,他的文笔很好,他的著作很多人都能看懂,可读性很强,尽管是在海外出版,但是在大陆有很广泛的流行,这本书确实是,他们(读者)说:不是红太阳升起了,是红太阳落下了,它的作用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对打破毛的迷信、对毛的神话有很大的作用。所以我就说他的成就,怎么估量都不过分。

法广:高华教授的为人也令你很钦佩。

张鸣:其实我们俩认识、定交也不到十年吧,但是我们俩来往很深,他最身边的人都知道,和高华最好的朋友之中肯定有我一个。他最后临去世前三天,就是二十四号,我还在南京,(我们)长谈了一次。

现在的学者,包括历史学者现在都选择一些不是出版禁区的研究,甚至是让当局很高兴的研究;作这样的研究,它就是有钱、有课题、有职称、有荣誉、什么都有,荣华富贵都有,即使是说你不想这么荣华富贵,你可以回避,就是我们做点别的;没有多少人愿意去碰这个禁区。你想担惊受怕的,你还什么都没有。这样的人格,这样的坚持,就是为了学术良知吗。在现今的中国,铜臭味,铜臭熏天的这样一个学界、一个社会里头,有这么一个人,这样的坚守是多么的难。
实际上他还不是仅仅在这一方面,他对同事、对朋友、对学生都非常、非常好,重病的时候还在给学生改论文,他说:“你看我这个学生作了四十万字的论文,我让他给我出两册,我坐在床上看起来累,还是出了一大册。”哇,大砖头一样的, 一页一页的给他改;听过他的课的人,跟他接触过的人,对他印象特别特别深。

法广:(听了您的介绍)高华教授在为人治学上,我觉得他是合乎中国传统文人(操守)式的人物。

张鸣:对,他是很儒家的,很士大夫的风范。他待人都是温文尔雅的,特别有礼貌,这个其实很难得,他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教养型的对人礼貌,而且他又很真诚,互相之间讨论问题又很直率,他从来不会说所谓的套话,所以他是一个很真的人,但是又是一个有很有儒家气质的学者。他们有人说:他(高华)是一个把儒家气质、士大夫气质、和自由主义结合得非常好的学者。

法广:高华教授在生活中也经历了很多坎坷,这和他在中国现代史方面的研究,是不是有什么内在关系?

张鸣:当然我们这些人都经过一些坎坷,不是说他受的罪比别人更重,其实他也是受了不少罪,比他受罪更多的也不是没有。他是本着一个时代,就是我们这代人嘛,我们都有这么一个共识,我们都是从文革过来的,而且是从文革结束之后上大学的,就是第一代、第二代大学生,我们是有责任去把我们自己的事做好,这是作为我们这代人的这样一种信念。

还有一个,就是说作为学者,研究什么,你要有他良知,你不能说谎话、不能说掩饰的话、不能说套话,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求真的这样基本的一种信念。本着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有这样的信念的也不是一个,但是很多人都坚持不下来。

像我在经过过那个时代,其实你会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感,你也不知道恐惧来自于哪?就是很恐惧,无所不在的,就像魔鬼附体一样的恐惧。其实我也知道高华身上也有这样的恐惧,他确实也非常、非常害怕,但是,尽管害怕,他还是坚持下来了,他从来就没有后悔过他的选择。他能撑下来的原因,就是这个信念,我们要不愧于这代人,我们要不作的话,别人可能就作不好了,而且我们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应该把他作好,我们有义务把他作好,把我们知道的事情,把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把我们经过的历史,把我们这样经过的这样一种极权经历的历史,把他展现出来。其实,我们在这方面心意是相通的,我特别能体会高华的这种心态、这种心境。

这种东西是说说容易,但做起来,这么年复一年的,十年磨一剑,当年,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只是一个讲师,住在一个筒子楼里,全家人住在一间房里,晚上,他不能吵他夫人和孩子睡觉,他只能到跟人共用的厨房里头,在一张小桌子上写作,就是一个二十瓦的灯,从天花板上吊下来,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了这部著作(指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你想想看,而且你当时出版无望,你又不能发表;一旦出版了,还有风险,你想想看,怎么坚持下来的,这是真的很难的。

法广:你还在文章中说:高华很穷,其实富有天下。我是这样解读的,贫穷是指在生活、经济层面的,而富有是在精神层面的。

张鸣:我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他是非常丰富的一个人,他也不是光会作历史,他其实对很多东西都关心,他精神世界特别的深、特别的广,一个很丰富的人。你可以说他儒雅,很温文尔雅,你可以说他很循循善诱,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很严肃的学者,都可以,他也是一个很好玩儿的人。

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说他的精神世界,他的境界很高,他不是为了一些,像很多学者为眼前的好处啊,眼前的功名利禄啊,眼前的荣誉啊、鲜花啊,就很快就会被拉过去了,就把自己原来的初衷忘掉了。但是高华不是,他站得很远,他站在历史的一个高点,来看自己的事业、来看自己的作为,看我们这一代人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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