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旅德艺术家倪少峰、朱丹薇和来自中国的艺术家邓怀东在德国南部图宾根大学世界伦理研究所举办名为《面对五四》的作品展，呈现他们对五四运动在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另一种独特的思考和反思。
德国汉堡亚非学院艺术史教师倪少峰先生接受了法广专访：
倪少峰：这个展览由图宾根国际伦理研究所、图宾根大学和图宾根中国中心联合举办。展览名称《面对五四》也是经过多次修改后决定的。
一百来说，重大的历史事件经历百年之后一般会尘埃落定，历史的史实也会水落石出，对其意义的阐述也成为历史学者的议题。但五四运动似乎并非如此，它依然横亘在中国社会面前，其中的“自由、民主、人道、科学”等主题都依然悬而未决，所以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我认为有责任重新直面这段历史，所以就取名为《面对五四》。当然，“面对”里也包含“人脸”的意思。
这个展览的参与者有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我自己的作品叫“系住五四”。
远古以来，“结”就在中国文化里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中国文字的来源之一。《周易。系辞》说到结绳记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说文》序 “神农结绳而治。”，也就是说用结绳来记住一些历史事件，最终导致文字的产生，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也就是古人所谓“天雨粟、鬼神哭。”
因此，我就想到用结绳的方式来及表达对五四百年的思索。另外也有包括中国绳在内的多重含义。关于“结”这个字，中文有“心结”，也有杜甫诗《喜雨》“何日见宁日，解我忧思结”中的忧思结，王充《论衡。幸偶》也说“气结阏积，聚为痈；溃为疽创，流血出脓， ”等….. ;
由此我们可以说，“结”是一个很特殊的中国文化中的想象。我们平时也经常会有一个结，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因此，五四对我们来讲就像心里的一个疙瘩。但即使心里有解不开的千千结，我们也还可以用中国古人的“快刀斩乱麻”来解决，但是百年下来，我们也看到了斩断的结果，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激进性的革命，一次次打破已有的东西，带来的结果也是有目共睹的。
法广：您用红绳结出了了胡适和李大钊的脸，原因何在，您认为他们就是五四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吗？
倪少峰：他们是标志性的人物。李大钊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参与者，后来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也处于中心位置。但是，在胡适在中国被边缘化了，中国大陆过去很长时间都不提胡适，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后才出现了一股胡适热。
他们两个已经成为了标志性的人物，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所以我就希望用这两个人的面孔来展现五四的两面。
法广：五四的两面究竟是什么？
倪少峰：一个就是文化激进主义，另一个是温和的改良主义，与其交织的就是救亡和启蒙之间的关系，两者通过错综复杂的方式纠结在一起。所以，可以简单地说，就是这两面或两个方向所带来的结果。
后来当然是激进主义占了上风。但是总体上说，五四运动后来带来的影响未必就是当初参与者的初衷，但是后来其影响还是走入了非常激进主义的道路。
法广：不能否认，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艺术和文化发展进程中还是起到一些积极和正面的影响，比如，引进了外国的不少艺术和文化思潮和流派……
倪少峰：虽然这不是一个截然的分界点，但是中国现代美术的起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从康有为在《藏画目》中提出“今日工商百器皆藉于画，画不改进，工商无可言。”这样就把艺术，特别是美术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后来当然就有1918年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和1928年国立杭州艺术学校的成立等标志着中国现代美术的开始。当然也还要提一下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蔡元培曾在德国留学，受到了鲍尔森等人的影响。他们认为美育可以代替宗教，代替固有的传统价值，希望可以给中国人精神面貌带来新的影响。这些都跟五四是分不开的。
另外，也还有一大批五四的实践家，其中标志性的人物就有画家林风眠，他后来在中国的遭遇几乎是中国美术走上现代化之路的遭遇之缩影，他曾把自己的三千张画放在一个洗衣盆里，用脚踩碎，毁掉。他曾讲过的一句话让我们感到十分沉重，他说：“中国现代的艺术，已失其在社会上相当的能力，中国人的生活，精神上，亦反其寻常的态度，而成为一种变态的生活。人与人间，既失去人类原有的同情心，冷酷残忍及自私的行为，变为多数人的习惯，社会前途的危险之爆发，将愈趋险恶而不可收拾！…… ”这是他在早期很重要的的文章《至全国艺术界书》中所言。古话说，见古而知今，这里面讲到的现象让我们有似曾相识之感。而这句话也一语成谶，让人只能叹息不已。
林风眠当时看到中国当时的状态后进行呼吁，希望中国走向一条更加人性化的道路，但是到了文革期间，他可能连哀叹一声的可能性都没有了，他当时有何种心境，后人只能猜测了。
1949年以后，当然是沿着毛泽东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走下来的，艺术成为一种工具，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这跟五四那一代人希望的通过艺术达到心灵净化，为中国带来一片新的思想空间的初衷完全不同。
法广：请介绍一下其他两位参加展览的艺术家的作品。
倪少峰： 邓怀东的作品是以人脸作为切入点的。因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面辨识的技术也越来越发达，已经成为社会控制的有力手段，这时，人的面孔究竟是什么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邓怀东就采用了一种很巧妙的方法，对历史原始照片做一次绘画性的阐述，之后用一个现代青年的照片进行匹配，这样，实际上观众可以看到的面部暗含着三个形象，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一种异样的效果，表情的不确定性也显得非常突出。
我认为这是一个阐释我们面对五四的重大主题的好方法。
另一个就是朱丹薇女士，她是我们在布展时碰巧遇到的。她的经历很有意思，来德国多年，热爱书法，书法写得极好，但目前只是在学校或中国中心教外国人学书法艺术。我请她做一些五四时期的口号的书法作品，她很快就做了出来，用了不同的字体，完全表现出了当时的那种精神和气质。于是这些作品就成了展览的一部分，展览就成了三人展，因此也变得更加立体化了。
法广：那么您对中国艺术界目前的现状是否乐观？
倪少峰：实际上，这就像一个怪圈，走了一百年后，我们现在面临的课题又跟当时非常像，当时的口号呼吁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等都还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东西。我对此真有一种纠结不清淤积的感觉。
关于“结”，实际上，还有别的涵义，比如大敌当前时，我们要团结，另外，还有结缘，结盟，结亲等正面的意义，但是搞不好就会变成结党营私，结怨或结仇，这些都是汉语赋予“结”这个字诸多的涵义。所以我在作品中也希望尽量做到能够通过一个作品阐释比较多的意义。
历史的淡忘是非常可怕的，有时是有人希望人们淡忘，但是在中国有一种现象，就是不太注重历史，也不注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历史。
我最近就有一个新的经历：我做这个作品时，我母亲就告诉我，我外公实际上曾经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当时正在北京的一所商业学院里学习，也很积极地参与了五四运动，曾带着五四青年的那种情怀离家出走国，他的思想非常左倾，后来文革中的遭遇以及认识让他远离政治。虽然我希望我母亲能够源源本本讲出来，但遗憾的是，她也不太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留下的就是外公当时在北京的纪念照片，而老人过世以后，他的历史就被他带走而成了谜，无从追溯。而很可怕的就是，这段历史就像没有发生一样，他当时的激情和理想就这样被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我们今年还有很多纪念日，但是这些日子也都在逐渐被人们忘却，这样想的时候我甚至会产生一种恐怖感。
如果没有了历史，历史被掩埋掉的话，是很可怕的局面。
法广：这可能就是“根结”中的根消失了，只剩下了结？
倪少峰：根和枝叶都可以盘宗错节，但是他们是有来历和源头可循的，这一点在宋人的绘画中就体现得很清楚，而如今的国画家们，往往大笔一挥，没有梳理清楚，对自然的理解也变得有些蛮横。
但目前的确是没有根而变成了结。
法广：不论是五四这个时代，还是现在的中国，整个社会的面貌或精神可以说在艺术中还是有所地体现的？
倪少峰：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关于五四的纪念意义的问题还没有真正的展开。这次在我们展览之前还有一个国际性的研讨会，美国新泽西州罗文大学的王晴佳教授在谈到当今五四研究这个问题时就讲到两点：一个是注重口述，传记；另一个对发生地的研究，包括上海等。他说，更有意思的一个方面是对纪念活动和记忆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记住了什么，在三十、四十、五十等年代如何纪念。
我自己也认为，如果能将这个问题梳理清楚，本身也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这个应该由学者来做。通过这种做法将五四的图像也梳理清楚，看看五四给我们留下来哪些图像，后人如何展示，人们在各个阶段又是如何纪念的。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主题。
历史拓展了我们的思维空间，如果我们能够面对历史的话，可以看到历史给我们的启迪和可能性。前人做了那么多努力和实验，如果我们能够接续下来，就可以发扬或者对他们未完成的部分进行修改补益。
这对艺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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