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导演宁瀛：做电影最重要的意义是时代的见证

中国著名女导演宁瀛2018年11月到巴黎参加了第十三届巴黎中国电影节，这届电影节的主题是：向女性导演致敬。在整个电影节期间，主办方也围绕这个主题进行了多场讨论会和研讨会，宁导和其他几位女导演都在女性导演论坛上畅谈自己多年来的创作，内容非常精彩。

宁瀛导演获得2018年巴黎中国电影节“导演杰出成就奖” 网络照片 DR

在宁瀛的简历中一段经常被人提及的经历就是她曾经在意大利留学期间就担任过刚刚去世的意大利名导贝尔托鲁尼的名片《末代皇帝》一片的副导演，从1990年走上导演之路后，拍摄的包括《找乐》《民警故事》和《夏日暖洋洋》在内的“北京三部曲”，则是将社会巨变中的北京人的生活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从而也奠定了她在中国影坛的重要位置。宁瀛导演获得今年巴黎中国电影节“导演杰出成就奖”。

下面请听法广对宁瀛导演的专访，首先她介绍了意大利的留学生活让她走上导演之路的经过：

宁瀛：在我跟老贝（贝尔托鲁尼）一起拍电影的时候，他会经常把我叫到摄影机前，说：”你将来一定要当导演的，我要告诉你这个镜头是怎么做的”。当听到他这么说时，我才意识到“将来”这个问题。实际上，年轻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而且当时从性格到个人文化储备等各个层面似乎都不太像是为冲着导演去的，当时的目标也没有那么明确。

其实，可以说我是在拍摄《末代皇帝》时和贝尔托鲁尼重新回到“中国”这个现实，通过一种有距离的眼光，可能是更清醒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的生活，然后就有很多感触。再加上以前电影学院的学习，那时候就觉得有话想说，随后就这样走上拍电影之路。

法广：如果没有这段意大利留学的经历，你可能也不会有对中国社会如此的敏感度，以及在影片中对社会现实的掌握程度……

宁瀛：是的，那一定不一样。包括我到意大利以后，看的影片数量非常多，所有大导演的影片我都横向或纵向地全部看完了，一个电影时期的作品也都会去看，量非常大，看了这些电影几年之后，我自己觉得通过影片从而掌握了整个欧洲近代和当代史的知识，对二战和二战后的历史非常熟悉，包括对人物的脉络和历史转变都很清晰，虽然我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也没有认真读二战的历史，但是从大量的影像中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时候再回头看中国社会的发展就能清晰地预见到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比如，可能就会意识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会像西方的二战以后一样地蓬勃发展和大的变化，所以当时就想把中国当时的社会，也就是变化初期的情景立即拍摄下来，因此就有了《找乐》这个题材。但实际上这部片子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得到电影厂的支持，他们认为像我这样洋气的一个人怎么会去拍很土的北京人的生活，因此认为可能性很低。当时（电影）厂里就说，让我先去拍一部赚钱的影片，如果成功了，证明我可以拍长片了，就同意让我拍《找乐》，所以我就拍了《有人偏偏爱上我》这个动作浪漫喜剧片，这个电影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之后我就在厂里变成了导演。开始拍我想要拍的东西。

法广：你在意大利留学期间，也就是1981到1987年，这段时间正好是中国走出文革，进行改革开放的初期，这段时期的中国，对欧洲人来说也充满了神秘色彩，拍摄《末代皇帝》的时候，可能也正是处于中国和西方社会互相窥探和了解的过程中，你认为是否有这样一个历史的交接点？

宁瀛：对，应该是这样的。那个时候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是，外国人非常想了解中国的情况，但苦于实在是很难了解，因为中国的情况太复杂了，它是一个有历史的国家，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也有非常动荡不安的近代史，所以我觉得有将这个时代记录下来的愿望。

我个人认为，影像或者拍摄电影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你是一个时代的见证人，通过影像把这个时代，最鲜活的作为一个人的感受进行记录。

当然“记录”这个词听起来就好像是不用动脑子的一件事，只要记下来就行了，其实并非如此简单。如何通过影像传达一个时代的人的情绪？对这个国家的情感？其实这个情感是非常复杂的。

我记得我读学生时代特别喜欢的一本书，就是法国电影理论家巴赞的《电影是什么？》，里边有一段讲到悲剧，讲到揭露现实的意义何在。他认为其中的关系源自于一种很深厚的爱，这种爱就是当你看着他们的时候，你会产生“人们啊，你们应该活得更好！”的想法，所以你会去拍摄一些甚至有瑕疵的现实，所以我认为从巴赞这本书的理论中突然意识到我做导演的原因和初衷，也意识到我回到中国去的原因，因为当时我完全有条件留在意大利。我留学回去的时候，国内刚刚开始出国的浪潮，所以我觉得自己像一只不识时务的鸟，当所有森林里的鸟都拼命向外飞的时候，我独自一人扑腾扑腾非要飞回去。究其原因，可能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直觉，而是长时间的学习和工作经验，再反复思考自己究竟要做什么后的结果，其实就是多了一种思辨的能力，在感受的时候，既可以作为当事人，也可以作为旁观者，有比较多的视点，这一点很重要，但是根深蒂固还是源于我们生活的经历，它给我们情感，作为人的感受，认识等各方面的印象太深刻了。

当然有些经历是在我没有意识，不了解的时候发生的。比如，我出生的时候中国正经历着大饥荒的年代，我听我家里人告诉我，我到了两岁多了都没有见过鸡蛋，走在院子里时，一个人说我没吃过鸡蛋，就送给了我两个鸡蛋，我当时走路还不稳，但坚持自己拿着两个这么可爱的鸡蛋在手里，但没走两步，一个鸡蛋掉到地上就碎了。那个时代，不仅没有吃过鸡蛋，牛奶就更没有听说过了，一直到我出国时，中国很多家庭都还没有冰箱，更不知道空调是什么，觉得的那个是出国的经历比登上月球的距离还要远，所以国内生活的这种大的动荡，包括从文革期间一直到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再到现在的繁荣，有时候感觉到西方后，感觉自己的经历相当于西方两代人的经历，好像既经历了他们上一代经历了二战的那一代人的生活，也经历了二战后长大的一代。

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经历得越多就越会反复思考人生意义何在，因此有时候做事就更加会从多文化视点去反复考虑做这些事情是否有意义。当然，现在中国社会的变化非常大，我就开始强迫自己，仍然要参与，我并没有想到自己应该功成名就地退休了，可以啃自己的老本，不往前走了，我仍然觉得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好奇心，想参与进去，想看看这个社会究竟要朝什么方向发展，那么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做电影，强迫自己走出家门，跟社会接触。

说实话，我本身的DNA是做音乐人的性格，是每天关在琴房里练琴的人，可以一辈子都不出门，所以做电影让我走出家门，参与这个社会

法广：你的几部电影中都体现出一种情怀和人文的关怀，能让观众看到剧中人的喜和乐，这种情怀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宁瀛；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在做电影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这一面，而且现在的作品越来越多地体现这一面。 也可能是我小的时候家里人将我送到农村去过，当时记得碰上黄河发大水，从公交车上下来，全家大小都得抗着行李，我当时也就四五岁左右。当时的北京城大家都是底层社会穷人，更别提到了陕西的农村，到了西安，在餐厅里，如果你有吃的东西，旁边的乞丐就会过来将一口痰吐在碗里，这样你就不会吃了，他就赶紧拿去狼吞虎咽，饥荒中的百姓的生活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包括我父亲也会经常给我们讲一些家史，他童年的故事或中国古代的一些故事，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我的教育里，有很多对人的同情，有很多人文主义的思想，在意大利留学期间，这种人文主义的思想精神的实质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对人的热爱，人的价值的重新认识，我觉得这对我的思想认识有很大提升，至于影片拍摄出来后有一种悲悯的情怀，这的确是我在一边做，一边发现的。

感谢宁瀛导演接受法广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