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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解说

异见作家马建香港国际文化节座谈被取消再次引发对港言论状况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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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英国的中国异议作家马建原定11月8日和11月10日在香港国际文化节的两场座谈被宣布取消,加剧了外界对实施“一国两制”的香港言论状况收紧的担忧。

2018香港国际文化节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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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旅居伦敦的中国异见作家马建是多部在中国大陆被禁作品的作者,包括1987年作品《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2002年获托马斯·库克旅行文学奖《非法流浪》以及以89天安门事件为背景的小说《肉之土》,其两部作品《中国面》和《北京植物人两》先后被译成法语在法国出版。

赴书展推介新书《中国梦》

法新社相关报道说,马建此次是携带其新作《中国梦》参加今年的第18节香港国际文化节,期间将被安排有两场讲座,其中一部一个讲座以介绍他这部新书为主,书名《中国梦》暗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提出的复兴中国伟大的“中国梦”。马建在此前脸书账号中介绍这部新作品时曾表示说,“我为什么写中国梦,因为他这个帝国梦毁了个人的自由梦想,我们等于白活了一生。“

周四马建在其脸书表示,“由於不可知的原因,我出席的香港国际文学节两场在香港大馆举行的讲座将取消。更換新地址之后再通知各位”。 他同时表示称,“如果我自己沒有被失踪的話,两场讲座中预期十号下午的讲座时间应该不会变”。他并对由此给已经购票的文友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同时法新社报道援引其在推特的发文说,马建表示取消座谈的决定应该不是来自于文学节举办方,因为文学节方面已通知他将另行寻找其他地点举办座谈。

创办于2001年的香港国际文学节是亚太地区最大型的文学节之一,据举办方表示,去年文学节举办活动数量和入场人数较2015年增加一倍,今年的第18届文化节在11月2至11日举行。预期今年参加人数将会达10000人次,这也是文学节首次迁到位于香港中心的大馆新址举行。文学节以促进对话和意见交流、为观众和爱书人服务为宗旨,被读者评论认为是以“论坛见长”的学术性浓的文学节。今年文学节的主题侧重女权主义、 Metoo 运动、 LGBT议题及旅行等。

截止到周四,在文学节官网中有关马建两次座谈的文告仍然放在首页,文学节将马建称为“中国的奥威尔、斯威夫特和索尔仁尼琴”。介绍其新作《中国梦》是要回应习近平所提以再次复兴国家强大政治理想的“中国梦”,“以现实为基础加以幻想”;故事则是围绕一位有悔意的省长,描绘他面对一个物质主义及暴力历史国家的故事。

就马建座谈讲座被取消一事,文学节方面表示已收到香港大馆方面要求其另寻举办地址的通知,文学节主席菲利普 米勒南在声明中说,“我们不会去推测做出这一更动的原因,我们将专注于文学节所致力的推广所有作家的使命”

香港大馆古迹及艺术馆总监简宁天(Timothy Calnin)表示,取消座谈安排是因为“不愿意成为个别人士促进其政治利益的平台”。

“自我审查”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问题专家帕特里克潘向法新社表示,“目前存在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那些和平讨论敏感政治主张、甚至包括向这些讨论提供场所平台的方面都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香港笔会会长作家 Jason Ng认为马建座谈被取消至少是一种“自我审查”行为,“显示香港言论自由状况倒退”。

法新社报道提及仅仅在一周之前,出生于上海、目前旅居澳洲的一位华裔政治漫画家“巴丢草”原定在香港举办画展被临时取消,主办方表示受到“中国当局的威胁”,出于安全考虑最终于取消展览。同样在十月份,香港当局拒绝对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该报亚洲新闻编辑马凯在港续签工作签证而受到强烈批评。普遍认为马凯续签被拒与其在今年 8月曾在外国记者俱乐部主持有赞成港独的陈浩天出席的一个讨论会有关。该事件也再次敲响了香港新闻自由的警钟。

马建:希望国际社会关注香港言论状况,否则香港的情况会慢慢地影响到其他的城市和国家

就在本次播音截稿之后,正在从伦敦前往香港的马建从机场打来电话,就其座谈会在香港国际文化节被取消表示:

马建:“如果说后续的话, 我现在也不知道,因为我马上要上飞机,还不知道文学节那边会发生什么情况。昨天给我的信息是,虽然他们被大馆拒绝了, 但最后他们会联系另外的地方签合同,然后通知读者要换的新地点。但是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但是在这之前我们也在沟通了,就是我(去香港)海关能够进去的话,我一定会去;没有会场的话,我们哪怕临时用Skipe或者其他什么办法也要把这个节目做了,因为大家都买了票了,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我认为香港的情况确实是与九七回归时不一样了,这种一步一步越收越紧,很可能与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干预有直接的关系,先是把一些出版人、书店、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进行审查,然后很多人进香港,无论是大学的邀请,或者是文学节的邀请,都可能收到审查。 我希望国际社会对于这个现象能够给予关注,如果大家都不关注的话,香港的情况也会慢慢地影响到其他的城市,也会影响到其他的国家。现在我们能够稍微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的话,也正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希望提醒人们,当一个社会的文学特别容易被审查的时候,其实证明政治对文学的约束、或者说对文学、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已经非常严峻了。我们必须做出一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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