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法国五月风暴50周年，各种分析，回顾这场运动的出版物和辩论讨论会在法国层出不穷，试图对这场运动中进行回顾和反思。在众多的出版物中，法国昂热大学的历史学教授François Hourmant的最新著作《68年五月风暴之前，当中和之后的法国毛时代》（Odile Jacob 出版社）将五月风暴和同时在中国肆虐的文革联系起来，介绍分析了文革对法国，尤其是巴黎知识艺术和哲学界1966年掀起那场不亚于中国的对毛泽东本人的个人崇拜，对文革这种大众性的革命形式的狂热现象。
实际上，从中国和法国的近代历史看，1966年开始的十年都是通过各自的方式对社会，政治，文化和个人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变革的时代，中国从这一年起，进入了文革“十年浩劫”，1976年终于结束这场“革命”时，整个社会可谓千疮百孔，百废待兴；而法国则在二战后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后，对现实不满的知识界，尤其是左派或极左派的知识界对苏联，古巴和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充满了幻想和乌托邦式的精神寄托，在信息缺乏或真相被故意掩盖的前提下，一大批优秀的，非常聪明的知识界大名鼎鼎的人士，马尔罗，戈达尔，萨特和福柯等等都处于各自的原因和目的积极投入到了这场对毛主义的崇拜和散播热潮中，小红书，毛泽东的肖像，毛外套等一时间成了前卫和时髦的象征，巴黎知识界一时出现了“一片红”的局面，不跟上就是落后的。就在中国各界知识分子的命运惨遭蹂躏，悲剧不断之际，这场法国式的“文革”反而给不少知识分子们带来了名誉。对毛个人崇拜和对反西方模式，对权威的反抗和乌托邦式自由向往，让他们陷入盲目性的狂热，当汉比利时汉学家西蒙 莱斯试图将中国文革和毛主义带来的后果告诉法国人时，他却受到了排斥和排挤。为了搞清楚法国知识界发生的这场“小文革”，我们有幸采访到了François Hourmant（以下简称FH）先生，让他对其中一些问题给予解答。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国对毛主义的狂热风潮触及到了法国的文化，艺术，哲学等领域？
FH : 是的，当时的法国出现了对毛主席的狂热和崇拜，而在此之外，应该注意到的是对中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狂热。至于原因，应该说是多重性的，首先是中国在政治层面的魅力，因为是毛泽东1967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吸引了一批大学生和知识分子。
从外部看，这似乎是一场和平的革命，但如果了解内部真相的话，就会发现实际上是十分矛盾的。因为这场革命经常被法国记者以“没有枪支的革命”的套话来进行介绍，这同时也被认为是一场反权威的革命。我们知道，文革由毛泽东发动，首先在大学校园以反对老师的方式出现，因此，文革经常被认为是一场反权威，反官僚的革命。同时，文革也被认为是一场群众自发的革命，至少从法国看过去，被毛泽东操纵的红卫兵们的行动具有自发性, 而这些都是能够吸引法国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重要特色。
首先，文革看上去具有某种自由性的成分，也有纯正的政治和革命的成分，而法国一些知识分子都还保留着对“革命”的崇拜之情。
再从另外一个层面看，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曾去过中国，对中国很着迷，也对中国当时的“反模式”的着迷，因为60和70年代西方消费主义畅行，而去过中国的西方人都会被中国当时与消费社会相反的模式所吸引，中国社会因此也被看成是一个“净化的社会”，没有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那些包括污染，暴力，卖淫和广告等在内的诟病和恶习，看上去即简朴又纯净，存在与毛泽东思想造就的真空中。
而同时，对于另外一批知识分子，比如法国的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洛朗·巴尔特，他在入选法兰西学院前不久，1974年曾跟着一个团队前往中国旅游，如果说巴特本人当时并未被中国的政治模式所吸引的话，他也是中国美食的崇拜者，也很欣赏毛泽东的书法。
因此，可以说，除了政治的因素以外，有很多其他更广泛的文化原因导致一些人对中国的狂热。
法广：在您的书中，你对洛朗·巴尔特一行在中国的经历有一段很详细的描述。据您介绍，巴特在中国期间实际上感到十分失望和沮丧，他在随身带的小册子上写了很多对中国的批评，但奇怪的是，回到法国以后，他在《世界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却完全不带批评色彩，和其他的一些人一样，他也要掩盖自己亲眼见到的中国，更倾向于向读者展示一个他们心目中希望看到的中国，一个梦中的理想化的中国。什么原因导致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会如此盲目？
FH : 洛朗·巴尔特从中国旅游回来后，写的文章的确既不奉承，也不批评，但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中国行随笔日记中，他也确实写到当时很清楚在中国期间遇到的是各种宣传手段，写到他对中国现实的失望，但他回来之后，却完全隐瞒了这些事实。那么，就巴尔特来说，并非是看不到或是盲目的问题，因为没有人被中国的现实所蒙蔽，他比别人还更加清醒，但他却对此保持缄默。
究其原因，可能有几种可能性。首先，当时在法国知识界，有知识份子的语言，加入革命的那些知识份子属于“前卫”派（avant- garde），加入政治前卫群体也是进入文学前卫团体的途径，两者有某种分割性，作家菲利普·索洛尔（Philippe Soller）当时主编的杂志《原样》（《Tel Quel》）就是两者结合的产物代表，也是菲利普·索洛尔邀请巴尔特到中国旅游的；
另一种情况是，一些知识分子去了中国， 但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或只看到中国政府想给他们看的东西。比利时的汉学家西蒙·莱斯（Simon lays ）称其为“中国皮影戏”。中国让他们参观理想化的公社，包括大寨等在毛泽东思想指挥下“成功”的典范，因此，他们对所见所闻感到欣喜若狂，但实际上他们看到的都是中国的面子工程，是给外国人看的理想化后的现实，当然，这些人就看不到中国真正的现实，因为他们是被蒙蔽的。
除了在中国行期间被接待时被蒙蔽以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一种相信的欲望：这些去过或者没有去中国的人，他们的确有希望了解和认识中国现实的愿望，但同时也还有另一个更大的欲望，那就是相信一个可替代西方社会模式存在。而当时的中国正好就是这种模式的最好体现。与苏联的修正主义不同，中国象征着一条新道路，与苏俄的官僚主义有距离，也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这就是当时中国在一些西方人眼里的所代表的形象。
法广：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很多极有学问的文化泰斗在文革期间几乎都遭受到了各种程度的迫害，甚至被迫走上绝路但他们可能想不到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法国文化界中，却会有这么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包括马尔罗，萨特，福柯等大名鼎鼎的人物，出于各自不同的考量和目的，曾陷入对毛泽东，对文革或者对中国的盲目着迷之中。反过来说，如果他们是中国人，当时身在中国的话，也一定就是革命的对象，遭到的定会是悲剧性的命运。如何理解这些极有文学，哲学和知识造诣的人也陷入了这股中国热潮中？
FH : 法国当时有大批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迷，您提到的马尔罗和萨特对中国着迷的原因也不同。我们知道马尔罗于1965年8月和毛泽东见过一面，这次会面常被说成持续了3个小时，但实际上时间很短，大概也就30分钟左右，他在1967年出版的一本回忆录中曾提到这次见面，这是马尔罗进入前台的绝好机会，不仅将毛推向前台，更让自己也担任了主角，随后以熟悉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身份出现，可能马尔罗当时的确被毛，被毛所代表和体现的世界所震动。因为，法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狂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于毛泽东这个人物本身。对他们来说，毛象征着一种理想化的典型，即是革命者，也是发动参加了长征的实干家，具有英雄主义的色彩。他也有实权，在这些传统的领导人特征之外，众所周知，毛泽东还是一个思想家和马列主义理论家，这一点也令法国知识分子着迷。
当时就不少人熟读毛的著作，中国人手一本的红宝书在法国居然也取得了惊人的销量！另外，我刚才提到的巴尔特也表示他被毛的书法吸引。
总结起来看，毛泽东即是手中有权的领导人，也是诗人和作家，同时还是一个具有哲学家身份的国王。我想可能马尔罗崇拜和着迷的就是毛泽东代表的多种身份综合体的形象。
至于萨特，当然情况有所不同，毛对他没有多少吸引力，但是他支持先后遭戴高乐和蓬皮杜政府禁止的毛主义运动分子，萨特支持革命，当时也支持毛主义积极分子，他说自己不是毛主义者，但他以革命的名义支持这些毛派分子。当时萨特在法国知识界的影响力处于下坡阶段，因此，他这样做也是一条重归知识界，在知识界重树权威的捷径。实际上，在68年五月风暴前，萨特被边缘化了，与当时冉冉升起的结构主义和后人类主义哲学新星们形成竞争，德里达, 巴尔特和福柯等人都是他有力的对手，在这股结构主义的洪流前，萨特的光芒自然减弱了，而他最终在对毛主义运动的支持中重新找回了他失去的威望，在几年的时间里就重新回到了政治和媒体的前台。
法广：法国有如此多毛主义的崇拜和追随者者，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中国当时经历的文革是异常残酷的阶级斗争，幸好，还是有一些外国知识分子能从表象中看到真相，这就是可能是第一批试图向西方民众揭示中国政权真相，毛泽东思想真相和中国发生的悲剧真相的比利时汉学家西蒙·莱斯‘Simon Lays）和法国汉学家魏延年先生等人，但遗憾的当时，在对毛和中国的狂热中，他们的声音当时几乎完全传递不出来，而且可以说受到了赤裸裸的排挤……
FH :魏延年先生当时属于法国地下潮流，情景主义国际，（internationale situationiste），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团体。西蒙·莱斯是汉学家，他的原名叫皮埃尔·雷克曼 （Pierre Ryckmans），是他借用的谢阁兰（Victor Sigalen） 笔下的一个人物名字，西蒙·莱斯不是唯一一个，但他是1971年第一个出版违反主流，揭露中国真相的作家。
1971年他出版《毛主席的新衣》早已成为中国这段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他在书中指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文化的成分，完全是一场清除异己的残酷斗争，也远远不是民众自发的运动，而是毛泽东试图重新掌权的背后操纵的反刘少奇的政治运动，这本书出版后自然不被法国知识界接受，媒体要么根本不介绍和报道，少数介绍的记者指出，西蒙·莱斯的书中所讲非他所见，而是在香港的道听途说，目的就是让他信誉扫地,给这本书蒙上污点。
与此同时出版的一本意大利毛主义者玛丽亚·安东尼塔-马切齐奇（Maria Antonietta Macciocchi）基于她前一年在中国旅行所见而写的书，这本书对大中国，文革及毛泽东思想赞不绝口；这本书受到推崇，但西蒙·莱斯的书却被批评。
法广：西蒙·莱斯书中所写的是他在香港发行的那些来自中国的报刊杂志上刊载的内容，但当时法国《世界报》驻北京的记者却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现实，他反而是批评西蒙·莱斯的人中言辞最激烈的之一，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法国媒体也在毛思想狂热潮中扮演这一个重要的角色？
FH : 是的，媒体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在《世界报》是一份有权威的报纸上，通过当时派到中国的特约记者阿兰·布克（Alain Bouc）介绍中国，而这个人虽然对中国文革十分着迷，虽然他人在中国，但他却看不到中国的实情，比如农村发生的事，所以他对文革观点是扭曲的。但西蒙·莱斯人在香港，但通过中国的报刊得到了更多的信息。他在后来发表的作品中还提到自己曾看到随着河水飘到香港的尸体，证明当时在中国曾发生了屠杀事件。
所以，关键在于如何看待这个事件，很显然，有很多像阿兰·布克这样的西方记者，崇拜马克思主义，革命原教旨主义激励着这些人，但西蒙·莱斯很显然保持着另一种观点。
法广：幸好历史证明了谁是谁非，还给了西蒙莱斯一个应有的汉学家的地位，文革之后，法国的知识界是否出现过对文革狂热的反思？
FH :很少有人做过自我批评或反思，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沉默，有一些人对他们在毛主义的机构里的经历，但是著名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进行自我批评。
法广：七十年代去过中国的法国人大都会对自己的这段经历感到很自豪，毕竟物以稀为贵……
FH：的确，从1970年开始，中国的大门对外相对开放了，一些人得到了去北京的签证，虽然人数还是十分有限。从他们写的游记或书中，能感到他们受邀前往中国带来的某种自豪感，让他们的旅行有了些先锋的味道，他们也感到自己属于一个被选中的贵族的自豪感。
在我的书中我也提到，他们能去中国就类似于属于某个精英阶层，回来后当然也可以写下在中国所见所闻，但其中很多人都有个人利益的考量，因为去中国就意味着或许能带来引起轰动的新闻效果，或者可以写书，写文章，这些都是中国行可以带来的结果，利用法国人对中国的好奇和热情为自己谋得些好处，可能是象征性的，也可能是物质方面的。
在法国，对毛泽东思想这个词的理解没有触及到其带来的严重灾难，没有与毛主义在大跃进和文革中造成的几百万受寒者联系在一起。而文化大革命这个词在法国也没有特别的含义，是一个普通的词汇，与中国当时的现实没有很大的联系，也没有提及文革中造成的几百人受害者。所以，可以说有很大的差别，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
毛主义在法国眼里产生的距离产生的魅力，他的形象在艺术作品中的出现也让其形象变得很让人喜欢 ；这和古巴的革命者切格瓦纳同出一辙，他们经过艺术家之手创造的形象，让他们获得大众的好感，也消除了法国人对毛主义的隔阂感，从而变成一个很亲切的形象，当同时也对他造成的恶劣后果完全不知情。
和文革一样，这场“毛主义热”也持续了10年，文革结束后嘎然而止，画上了句号。
法国总统戴高乐和蓬皮杜在任期间曾一度禁止毛主义组织的活动，他们也因此获得不少知识界对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但1974年上台的法国总统德斯坦在1977年毛泽东去世时，曾以法国人的名义缅怀毛泽东是“人类的灯塔”，而两个月前，他儿子率领的包括后来成为法国总理的拉法兰等年轻的吉斯坦主义者人前往中国游离了一番，回国后在《黄色的生活》一书中讲述了他们的经历，这本书也为十年的法国式的中国和文革热划上了句号。开启了中国经济大革命的前奏，年轻时代就对中国充满兴趣的拉法兰现在是中法关系中重要的人物。
感谢François Hourmant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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