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第八节 知识分子的鸦片之二：神话与现实

［提要］在左派知识分子看来，有些观念是天然正当的，但是如果不加批判地使用这些观念，会造成神话与现实的分裂。雷蒙阿隆冷静清晰地分析了三个最重要的观念，左派、大革命和无产阶级，指出这些观念所包含的复杂的含义。

问：上次我们已经谈到左派这个观念与它的传统价值诉求背离了。

答：对，我们今天接着分析。在阿隆看来，独裁政权，会在代议制政体与对政府行为的需求相冲突时得手。因为代议制政府的辩论繁多，议程冗长，决议不能有效贯彻，而专制政体适合于集中国力于专一目标，因此在愚众看来，宁愿“牺牲政治自由，来换取行动上的活力”。但是，听友们一定要记住，这种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路，并不问所谓大事是好是坏，是造就全体国民的福祉，还是造就全民族的灾难。从历史上看，专制政权的行动活力，往往会把民族带入浩劫。外有纳粹德国，内有中国文革，都是典型的例证。希特勒之得势，是因为魏玛共和国相对于纳粹党的行动力，显得软弱与无效。而希特勒的体制，“把政党与国家混为一体，控制其他独立的组织，让强词夺理的教条成为国家信条，凭借暴力，让警察有不受限制的权力”。这种党国一体的警察国家，会显示出行动的果断有效，但这种所谓的决断性，把国家带入了毁灭。雷蒙阿隆问道：“所谓的右派法西斯，与所谓的左派苏联，难道没有在这种极权主义中殊途同归吗？”熟悉苏俄共产制度的人，大多数都知道，这看似是左右的两极，在实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它们都“否认各种自由的和个人的价值观念。而这些观念是启蒙运动所极力倡导的，为的是反对权力专断和教会矇昧主义”。而纳粹主义的极右政权，和布尔什维克的左派政权，都独占发布信息的权力，也就是限制言论与思想自由，因为它们必须掩盖它们给人民的许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阿隆特别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发问：“一个实现计划经济的社会，除了是一个专制国家之外，还可能是其他类型的国家吗？”

问：这个问题提得相当尖锐啊！

答：是的。阿隆随即指出，一旦号称左派的革命者掌握了政权，例如苏俄那样，你会发现“左派代表的，不是与权力对立的自由，或与特权者对立的人民，而是一种与另一种权力对立的权力，一个与另一个特权阶级对立的特权阶级”。雷蒙阿隆在写作《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时，吉拉斯正在写那部分析苏俄制度的名著《新阶级》。阿隆并没有看到这部书，但是他却能够和吉拉斯得出一样的结论，这是很让人佩服的。因为吉拉斯这个人曾经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第二把手，政治局常委，党的第二书记，是真正的圈内核心人物。所以他对苏俄制度的分析并不令人奇怪，而阿隆却是一个远离苏俄制度的自由知识分子，仅凭他的深厚的理论修养，和对历史事件的洞察，就能抓住苏俄制度的实质。在他看来，“左派自称代表着人民，并抨击暴君。在左派看来，托拉斯的老板就是现代的领主，他们主宰着普通人的命运，并与公众利益作对，左翼党派采用的解决方法，不是解散托拉斯，而是转由国家来控制工业部门和大型企业”。这种由某一政治集团，由国家名义来实行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时，常常冠以国企、公有制、全民所有制这样的名称。但是这种所谓的国有化“只是导致了特权者之间的力量配置的变动，它们既没有提高穷人和弱者的地位，也没有降低富人和强者的地位。阿隆的意思是，那些以左派之名上台掌权的人，成为社会中的新强者，用吉拉斯的概念，这是一个新阶级。“这个阶级是由那些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人们构成”，党是这个阶级的核心和基础。“党籍就表示属于一个特殊阶级的人，而党的核心人物就是掌握全权的剥削者和主人”。这就是阿隆所要揭穿的“左派的神话”。左派所倡导的，由国家主导的经济生活，不仅不能实现他们所承诺的一个平等社会，反而会造成新的不平等。而这个不平等是很难变化的。所以极权主义之下的不平等，同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竞争的不平等，有性质上的不同，因为它造成了实际上的奴役。

问：阿隆的分析，应该指出了左派理想和现实的背离，似乎革命者背叛了革命所追求的道德理想。

答：你总结得很准确。雷蒙阿隆随之就分析革命的神话。他指出，在法国的思想传统中，革命一词有一种未经论证的天然合理性。因为革命这个词同法国启蒙主义的传统，同启蒙哲人们相信的进步，相信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旧形态进入新形态相关。原则上，法国传统思想是相信人类会挣脱枷锁，走向自由，而且法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就是我们在讲托克维尔的时候，曾经给听友们介绍过的，文人在社会中比政治家更有影响力。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是文人担当了政治家的责任。可是文人又有一种天生的弱点，阿隆指出：“对于在政治领域寻求消遣，寻求崇拜的对象，或投机题材的文人而言，改革令人厌烦，而革命却令人激动。前者庸常乏味，后者诗意盎然”。阿隆接着问：“革命值得人们如此颂扬吗？”他从社会学的角度，给革命下了一个定义：“革命指的是通过暴力，快速地以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革命现象的基本特征是，一小部分人通过无情地铲除对手获取政权，创设新的政体，并梦想着改变整个民族的面貌”。因此革命在左派的观念中，是和暴力分不开的。阿隆随后就指出，革命自身有一种致命的缺陷。首先，暴力革命所创设的政权，往往都是专制政权。它在行使权力的时候，不受法律约束，它表达的是一小撮人，也就是那个发动革命的小集团的利益，它不会也不可能去关心社会中其他阶层的利益。其次，通过暴力夺取与行使的权力，它一定是认为谈判或妥协无法解决社会冲突，也就是说，它一定要以民主程序的失败为前提，所以在左派的意识形态中，革命与现代民主一定是互相排斥的。阿隆在这儿对法国人有一个著名的批评，他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法国人都能使自己享受革命带来的快乐，他们却没有能力去实现与最美好的理想相符合的各种改革”。我们看看当前法国的某些社会运动，就能判断当年阿隆的判断多么准确。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阿隆是一个深刻的历史学家，他考察法国的历史和制度的变迁，他说：“法国人醉心于思想观念，对政治制度的建设却不大上心，热衷于毫不留情地批判政客们的私生活，却拒绝对政治进行理性的思考。法国人是口头上的革命派，行动上的保守派”。他这是在说，法国人喜欢进行口号明确的革命行动，却对那一点一滴的实际上的改革总是心存抗拒。在真正的变革中，你能发现态度最激烈的革命派，其实骨子里是最保守的。阿隆的这个分析，是有深厚的、丰富的历史材料做证明的。在法国历史上，我们能指出多次推倒重来的革命，却很少能找到不动声色、扎扎实实的改良。

问：马克思似乎就看出了法国人这种革命本性。

答：对，马克思有好几部著作，就专门讲法国的各类革命，像《一八四八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特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都是关于法国革命的专论。不过雷蒙阿隆却认为，尽管马克思分析了法国革命，但其实他所设想的那种革命，并没有在法国发生。阿隆说：“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革命，至今没有发生，不管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工人阶级的成熟，都没有导致资本主义被意识到自身使命的劳动者所推翻。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如同过去的所有革命一样，只是由一个精英集团通过暴力取代另一个精英集团。这样的革命，并未呈现出任何非同寻常的特征，能使人欢呼史前史的结束”。他这实际上是指明，以无产阶级革命为名进行的苏俄式的革命并不是什么新纪元的开始。我们下次再接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