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于4日早晨，以涉嫌违反《公司法》（特别渎职）对日产汽车公司前会长卡洛斯･戈恩（65岁）实施了第四再逮捕。在日本的司法上，在保释中进行再逮捕，纯属异例，为什么日本检方要这样做呢？
戈恩的辩护方面批判检察方面是在进行“人质司法”。所谓“人质司法”，就是说不断以新的涉嫌罪名，对涉嫌者进行长期关押。按照日本的《刑事诉讼法》，“涉嫌一桩罪状逮捕一次拘留一次”，如果检方要对涉嫌者进行再逮捕，就必须找到新的涉嫌罪名，而长期的拘留，会使被关押者身心疲惫，精神压力大，最后打熬不住，就会按照检察方面的意向供述，得到检察方面希望得到的供词。
据《日经商贸》4月5日报道（记者西北厚一），原日本律师联合会副会长山口健一指出：“保释后以相关事件进行逮捕，属于异例，会使（被告和律师等）不能在一起碰头协商，会对公审产生影响。”
而检查方面为什么要对戈恩进行异例再逮捕呢？可能是为了使戈恩被指控“罪状”更加“板上钉钉”。
地检第一次、第二次逮捕戈恩和凯利的理由，一是以涉嫌从2010年度到2014年度5年时间里，将戈恩计99亿9800万日元的报酬，记载为49亿；二是以两人涉嫌到去年为止的3年里，以有价证券报告中少记载40亿日元的报酬为理由，于去年12月10日的再逮捕，是用同一涉嫌罪名分两次进行逮捕，因此法院方面指出：是事业年度相连的连续的事件。在去年12月20日，对于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延长拘留戈恩和凯利的请求，予以驳回。
同时这一指控能否定罪，很难肯定。著名律师乡原信郎去年12月21日在网页（乡原信郎Profile）中指出：“如果是大企业，有价证券报告书是由总务等担当部门集中做成、提出。如果说有价证券报告书干部的报酬过少记载，那是公司的组织问题，为什么只有会长和董事长进行了‘虚伪记载的犯罪’呢？”
但是东京地检特搜部不甘心，又以戈恩涉嫌在2008年将私人投资损失转嫁给日产汽车公司的新罪名，将戈恩第三次逮捕。检方指控戈恩涉嫌在2008年10月前后，管理他资产的管理公司与日本新生银行缔结叫做“掉期交易”（Swap）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产生损失，而他的沙特阿拉伯朋友为他做担保，向新生银行垫付了约30亿日元的保证金，使他度过了这场危机。
检方指控戈恩在2009年6月至2012年3月分4次让日产的分公司向这个为他担保的朋友相关银行账户汇入16亿3000万日元，给日产造成了损失， 但是据悉戈恩辩解说：在雷曼兄弟危机的时候，需要紧急追加担保，我在准备钱的时候，一时让日产担保，并保证绝对不会出现损失，实际也没有出现损失。
据各方面报道，在这次事件中，许多律师和会计师和媒体都认为：日产没有受到损失。
而第四次对其进行再逮捕逮捕理由是，戈恩涉嫌从2015年12月到2018年7月，通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日产分公司“中东日产公司”，给与他相识的人担任负责人的中东阿曼销售代理店SBA汇款约16亿9800亿日元，其中有5亿6300万日元汇进了戈恩实质上所有的黎巴嫩投资公司GFI，检方认为：这家公司的经营者虽然是一名印度人，是SBA的高管，但是实质上这家公司归戈恩所有的。
据复数的媒体报道：检方怀疑，汇入GFI的资金，戈恩与其家庭用其中的一部分来购买了游艇，还有一部分用于其长子在美国设立公司的资金。
检方认为：这次可能抓到戈恩给日产真的带来了损失的证据，可以使其被指控的“罪状”板上钉钉。
而据日本FNN电视台4月9日的报道，戈恩的长子在接受FNN电视台独家采访时，对日产的资金流入自己的公司的这一指控完全否认。他说：这不是事实，父亲对此进行否定，我也会继续否定，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疑惑是谁说出来的？是从哪里出来的？父亲会在法庭上证明这不是事实，我也100%支持父亲。
乡原信郎律师也在4月5日也在自己的推特上发表题为“戈恩‘阿曼路线’”的特别渎职的‘重大疑问’”指出：“关于由经营者所决定的支出，是否适用于‘特别渎职罪’，适用‘经营判断原则’，要看这一支出对于公司来说的，是否存在‘有用性’‘对价’是否相当，是否‘违背任务’。”“戈恩被捕后的报道，几乎所有的报道都以其‘支付给SBA的资金，还流到戈恩那里’为由，说戈恩‘挪用公司资金’，但是被问‘特别渎职罪’的，归根结底是日产向SBA支付资金，但是只要不是‘违背任务’，就不能认定为‘特别渎职罪’，即使结果上这一支付和戈恩个人的利益相联系，那么‘利益相反’等经营伦理上的问题另当别论，但是‘特别渎职罪’是不成立的。”
戈恩事件时轰动整个世界的事件，如果审判结果是“无罪”，那么不仅彻底动摇日本的检察机关的威信，对于日本整个国家的司法制度都将产生极大的冲击，因此日本检察方面正在竭尽全力，使戈恩被指控的“罪行”“板上钉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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