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北京放行刘霞并不是一个具有标杆性的事件

7月10日，中国异见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获得北京政府准许，离开中国抵达柏林。近年来，刘霞一直在家中受到软禁，很难与外界取得联系。不过，国际社会始终没有放弃为刘霞获得行动自由的呼声。刘晓波去世一周年的前夕，刘霞获准离开北京，颇令国际社会欣慰。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就刘霞抵达柏林的相关事宜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

刘霞抵达赫尔辛基机场 2018年7月10日 路透社

法广：刘霞已经抵达柏林。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不断为刘霞获得行动自由而努力，如今终于有了成果，首先请谈谈你的感受。
 

夏明：我们知道，刘霞作为刘晓波的妻子，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处于丧失自由的状态。刘晓波是第一位在中国大陆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他成为中国的人权和民主整个诉求的代表性人物。去年七月份，他因为患肝癌在狱中去世。因为中国的监狱没有公布他的病情，直到很晚，国际社会曾希望刘晓波能够到海外接受医疗，中国政府没有同意。刘晓波去世以后，刘霞继续遭受监视居住，丧失了自由、丧失了与外界的联系。刘霞出现如此遭遇，因此经常会陷入一种抑郁状态。国际社会也在呼吁，要求释放刘霞，刘霞需要医药治疗。但是中国政府一直没有允许。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决定放刘霞。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觉得其中当然有重要的意义。对刘霞来说，获得了自由，而且也可以在西方国家得到一些关注，包括她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我相信也能够得到一定的治疗。刘晓波来的遗愿就是希望刘霞能够自由地生活，因此对刘晓波来说，他的在天之灵会有所安慰。同时对刘霞来说，她的一生献给了刘晓波，也献给了人权和民主事业，因此她的获释、她的自由令人非常激动。

法广：刘霞本人是一位诗人，并不过多过问政治，却为什么遭到长期监控，即使在刘晓波去世之后近一年的时间内，也没能获得行动自由？

夏明：刘霞说过一句话就是：在这个国家，爱刘晓波就是犯罪。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几十年对人权的控制和对反对力量的打击，最重要的做法就是采取株连。也就是把这些民主和人权斗士和领袖的亲人作为人质来进行迫害。我们往往看到这些人权或者民主领袖，他们可以牺牲个人，可以在强权面前坚持个人的操守，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肉体、坚守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见解。但是当中国政府用这种牵连的方式、用株连、把家庭、把这些民主和人权人士最爱的亲人、包括父母亲、兄弟姐妹、或者夫妻、还有子女，往往用这些方式，中国政府可以用最残酷、最无人性的方式来控制这些人权领袖和民主人士。这就是中国政府一种特别有效的方式，千年有效的（方式）。刘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刘霞就是一种夫妻配偶的方式受到控制。

还有一种用父母的方式来控制。像王军涛，他的父亲去世，中国政府根本不允许他回去探视。有许多在海外流亡的民主人士都遭遇同样的待遇。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利用兄弟姐妹的方式，像刘霞，她的弟弟现在还在国内。当时海外希望刘霞的弟弟能够同她一起出来。但是她的弟弟现在根本没有获得自由，而且他还有刑期，而且有几年的保释的刑期，如果任何时候，刘霞在外面有所动作的话，中国政府也会把刘霞的弟弟收监等等。另外可以看到，他们对子女的控制，通过虐待子女来伤害父母。像中国的王宇律师，他们夫妻二人受到的迫害加在儿子身上的迫害等等。所以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确确实实用株连的方式、用“人权人士”和“民主人士”最不愿伤害的他们的亲人的方式实行控制。这就是刘霞为什么受到迫害的主要因素。

法广：目前，刘霞已身在国外，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她从此便获得了完全的自由？

夏明： 从个人的身体上，刘霞进入西方国家，应该说是自由了。但是她的心在国内还有很多的牵挂。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也说到，刘霞的弟弟还在国内。刘晖是因为帮助刘霞和刘晓波被中共进行报复和打击。以莫须有的罪名给他判了十（一）年的刑期。现在给了他有限制地保释，这意味着他时刻都可以再被收监回去。所以刘霞有许多帮助她的人在国内，她的行事一定会非常小心，谨慎。另外，我们也看到，刘霞的获释应该是和德国政府与西方国家的压力有关。德国政府、德国总理默克尔似乎给中国政府有某种默契，或者私下有某种交易。我们对此目前还不完全清楚。所以德国政府会给刘霞在德国的停留，一定会有某一些具体的条件。我相信刘霞也会遵守。我相信因为有中国的影响和压力，因为有中国政府向西方国家、尤其德国可以施加某种影响，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刘霞并不是完全地自由，她的言行举止恐怕还有很多的考量，还有很多的担心。

法广：中国政府终于放行刘霞，出于怎样的考量？

夏明：第一，我认为中国政府不管做任何的善，不管它再小，都是一个好事情。刘霞的释放，从孤立的案件来看，当然是中国政府释放出某种善意，是中国政府做了一个小善。这点是不可否定的。但是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首先意味着：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停止了这种人质外交。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从它的“崛起”，成为一个大国、复兴大国，它对西方的人权呼吁、西方国家对中国关于 对人权迫害的压力，可以完全置之不顾，坚决不让步。但是今天刘霞案子又显示出，在过去的十年，中国政府从不让步的情况下，今天又有一些松动，一些让步，这是中国政府一种善意的、小善的做法。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政府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在第二天，中国民主党一个老牌的民主斗士-秦永敏就被重判十三年。我们知道中国民主党现在已经被判了上千年的刑期了。所以刘霞刚一出来，秦永敏就被重判十三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在做这些小善的同时，它不忘用更大的恶来提醒中国人，提醒中国的人权人士和民主人士：你们任何有幻想，以为我好像会松动、我好像就会自由化、我好像就会尊重人权，这都是妄想。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对刘霞的做法，更多地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毕竟中国现在面临的是一种内外交困的时局。尤其是因为贸易战，中国需要在这种急剧变革的世界经济中，站稳自己脚跟、稳住自己的经济，所以它跟德国有某种妥协和让步。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把它解读为：中国政府有改善人权、推动自由化或尊重民主的任何的实质性努力。

法广：能否认为中国政府放行刘霞的做法为一次进步？

夏明：对，可以说是一种小善。但是从中国政府的层面上来看的话，我不认为是一种实质上的突破。它是一个好事情，但是我不认为它是一个标杆性的事件，标志着中国政府有质的突破或者有方向性的转变，或者把人权、民主、自由这些能够放到中国官方的这种考量上。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是一个丧失了基本底线的政府。也就是说它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是以实用主义的、为了维护它所说的“政体安全”所作的事情。也就是中国今天要说的，有一种“大局”意识，或者说它要把这种角色认清楚。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个人的角色其实是服务于大局的。而这个大局，其实就是服务于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的。所以在目前中国经济遭遇五年多的、不断地低走的情况下，而且习近平在他的政治、外交和社会、经济各种政策现在都越来越遭遇到人们的质疑的情况下，尤其在他废除任期制以后，甚至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也引起各种反弹的情况下，我觉得党内的这种斗争、权力争斗，当然就激化起来。而且中国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反抗，也激化起来。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对中国抵制，也带来中共内部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中国政府作出的一种不得已的妥协。而且可以看到，官方在解读的时候，它也会说，这种决定是习近平好像亲自跟默克尔之间商量、决定的。所以即使这种决定其实是显示出习近平的某种失败，或者是中共无可奈何的一种让步。但是它最终要把它解读成：好像习近平的一种韬光养晦，或者大局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