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上海外滩美术馆举办了一场风格独特的展览，取名“以退为进”，策展人、独立艺术评论家杨天娜女士不仅将水墨艺术带进了当代艺术馆，凸出这个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当代特性，同时也将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在文革末期的中国掀起轩然大波的《李一哲大字报》带入了艺术殿堂，引人重新思考中国语境下书写艺术与政治密不可分的关系。2018年5月，策展人杨天娜女士与丈夫、艺术家杨诘苍先生应邀在安琪主持的巴黎“自由谈”沙龙介绍这次展览的核心宗旨。从展览筹备过程中的波折，到《李一哲大字报》当事人的感动，再到演讲之后的席间谈论，两位演讲者相互补充，不仅通过小小的视频展示将听者身临其境般带回到四年前那次地点遥远的展览，更提出了一种艺术欣赏之外的深层思考：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过去、面对历史？
“给它一个空间，博物馆就变成一个论坛”
法广：这次展览的主题命名是“以退为进”。这是一种军事策略，为什么将它用于一个艺术展览的命名？
杨天娜：因为我发现《孙子兵法》这本书对中国当代艺术家很重要，他们都看过，而且经常利用其中的一些策略。这也是非常感动我的一个策略，我觉得很有意思，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推动文化，推动一些观念和思想，再加上我们刚才谈到的文字与权力有关系，有一种通用语汇。我的展览要表现的是在文化界和艺术界的一些另类的声音，这也就是一种以退为进。
法广：上海外滩的展览上，李一哲大字报是非常重要的展品。为什么选择大字报、特别是选择李一哲大字报？
杨天娜：我注意到，在中国当地的语境下，经常被忽略、不愿被谈到的一点是“革命”。（但）革命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选择这样一个大字报，就是想告诉中国人，这也是你们的传统，而且，你们可以从这个传统里找到一些东西。不能说（因为）大字报是文化大革命时的一部份，它就不是你的传统。要看你怎么利用它，就像（当年）星星画派一样，他们就是利用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把他们的艺术带到中国美术馆的外墙上。这是一样的态度：就是看你从里面能找到什么，怎么用它进一步提出一种中国的当代文化。
法广：但是，大字报，包括李一哲大字报，创作的原意并不是艺术，而是一种表达工具。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很难想象它能够走进艺术殿堂。您当初把它带入展览作为展品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杨天娜：我给它一个空间，博物馆就变成一个论坛，变成一个思考的空间和论坛。给它一个机会，重新复活。不管它是不是一个艺术品。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能够提出一些怀疑、提出一些思考的东西。至于写的什么，当然它的题目很有意思，具体内容很直接和文革的批判有关系，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或是艺术家坚持他的一个态度、做出表态，而且，我的展览的题目是以退为进。他在里面提出来的一些内容也与以退为进有关，是在说文革走得太远了，应该回到原来的一些观念。我是在这个层面，对他的内容感兴趣，不是它的具体内容。
难以抚平的过去
法广：杨诘苍先生，听您在“自由谈”沙龙上的介绍，李一哲大字报的作者之一李正天本人也观看了这次展览，能否介绍一下李正天本人面对这张四十年前的大字报时，是怎样的感受？
杨诘苍：当时天娜要我去找李正天的时候，李正天还以为是要选他的一些油画作品参展。我向他提出天娜的想法的时候，他不是很有积极性。我们告诉他，只要他同意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找人帮他做，他就同意了。我们就找了一些朋友做（临摹）。之后，他到现场一看，他特别激动，他没想到可以这样做艺术。要知道，李正天这个人不是当代艺术家，他也没想到大字报可以作为艺术品，可以登大雅之堂，他非常感动。他就对着这张大字报开始工作：哪里该是红线，哪里该是红点，哪里该是双红线……做完之后，很好看：黑、白、红，就有一种美感，因为原来都很素，是黑色的，我们已经有点忘记（当年的大字报的样子），只是根据油印品那些小纸抄写的……所以，这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现场，很配合。
天娜请他介绍他的作品的时候，他非常亢奋。后来听馆长说，每天（展览馆）没开门，他们父女俩就已经坐在门口等。我们只邀请他来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里，他们天天都在场。就从这点上，我能感到李正天特别感动。
法广：您作为旁观者，也是他的好友，您怎么理解他的这种感动呢？
杨诘苍：又把他带回去四十年前的那种境况吧。因为他自己知道，他的能量事实上并不是教小孩，也不是画画，他自己的心其实一直是对思想、思考等很有感触的。他跟我们这些比较好的朋友聊天的时候都不是聊艺术，而是聊思想。所以，他又回到这种感觉，就好像一匹马又重回草地的那种感觉，非常自由……这是我的感觉。
法广：展出的李一哲大字报其实不是它的原版，而是为了展览而请别人重新抄写的：为什么展出一个四十年后复制而成的复制品？
杨天娜：临摹在中国文化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而且重新临摹它也很幽默。当然，主要也是我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我想展览这个事件，我只有两个办法：要么临摹，要么我就用照片做一个报道性质的（作品）。但我对这后一种方式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当时留下来的、或者没留下来的那个物品本身，因为它用的是书法的形式。
法广：复制后的大字报也是以真品大字报的形式直接贴在展厅的墙壁上。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做？
杨天娜：第一，我们当时也感觉到这（样的展品）很微妙，有可能不被允许展出。因为我当时已经请人在巴黎临摹了这份大字报。但是，中国海关不放行，一直到展览结束才让我们拿回，所以我必须在现场重新找人、重新临摹。这时候，我们就想：重新做当然可以，但也可能会在开幕的时候会被要求去掉。我就想了这样一个去掉以后还是会有痕迹的办法：直接把它贴在墙上。还有就是，我觉得这样从形式上也更对：如果我给它做一个画框，那就有些莫名其妙，是吧。
杨诘苍：我很感动，觉得天娜这个想法特别细腻。因为，作为一个画展，当然应该做框，或者做一个卷轴，这样，以后还可以把展品拿回去收藏。但这样的话，第一，不符合大字报（的真实情况）：大字报一般都是直接贴在栏板上或墙上，所以，这样比较符合当时的艺术形式。第二，如果真是不允许展出，那没办法，只有撕掉。天娜觉得，撕掉就撕掉，能留下那个撕掉的痕迹也是不错啊……我估计他们也就真不敢撕了，因为留下撕掉的痕迹，就会很尴尬……这其中有很多现场的一些细微技巧。我其实在1974年看到了（广州）北京路的李一哲大字报。我当时正在广州学习。这张大字报当时就是全部贴在一家已经关门的商店橱窗的木板上。还用红色写着很大的1,2，3，4 等……当时从远处看到的艺术形式就是这样的。
文字与权力密不可分的关系
法广：李一哲大字报虽然得以正常展出，但最后好像没有被允许收入展览画册。官方对此有什么解释么？
杨天娜：画册其实是收录了这份大字报，只是画册拿不到书号。展览馆找了很多出版社，但都拿不到书号出版。他们就决定自己出版，但没有办法公开卖，只能内部卖。很明显，就是因为内容太敏感，没有人想负这个责任。
法广：李一哲大字报事件其实是得到官方正式平反的。那如何理解它在今天还是如此敏感呢？
杨诘苍：这个问题其实也很代表中国今天的状态：一方面好像说平反了，早就平反了，但另一方面又有很多限制，就像这份重写的大字报，一方面允许展出了，但另一方面又不让公开发表。我觉得这里面还是今天中国情况的一种反映，就是很有两面性，模棱两可。需要的时候，就允许，而这个允许也不是完全允许，后面还有很多附带的东西，实际上有控制。这次的展览实际上也是有控制的。我们看不见，很多东西我们也不知道、云里雾里的。我们能把它作为一个艺术形式出现就不错了，如果想把它做成一个政治事件，那就死定了。他们总是有办法抓到一些东西的。
杨天娜：反正我在中国的经验是，一旦印成文字，那就更严重，（审查）就特别、特别严格。比如说，用艺术的形式放在展览中，他们就比较宽容。当我们要把它印成画册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杨诘苍：就是说如果要把这个“民主与法制序言”白纸黑字地印出来，那根本做不了，肯定会有问题，但是作为图像的成分来呈现，还允许。
杨天娜：这就又回到文字与权力的关系问题。
“拉开距离看过去的痛苦”
法广：大字报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引起很多痛苦的回忆。您怎么看中国人如今面对大字报仍然如此敏感呢？
杨天娜：（敏感）是肯定的，因为他们有这方面的经历。而且在中国，现在也还很难谈论这个话题，文革还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这肯定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就因为很痛苦，因为这个词会让人想起很多痛苦，不要说因此就不能用它，否则就很傻。应该从历史中学习，然后升华到另外一个层面。跟历史应该有一种距离 跟自己的历史、跟国家的历史。然后才能在未来做得更好。所以，我为什么要展出这份大字报作为中国现代化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它不单是痛苦，它也有很多可取之处。而且它很独特，别的国家都没有。它是一个很勇敢的表达，是当时三位知识分子的一次很勇敢的表达，他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们进了监狱，他们后来的生活、命运完全改变了，但是他们还是表达了他们的意思和观念。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感到骄傲。有些东西很痛苦，但是很有价值。
杨诘苍：事实上，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远不如1949年杀害地主的行动的灾难大。地主文化没有了，整个中国三千年的文化就划了句号，因为中国的文化是靠这些地主和乡绅们建立的，今天已经回不去了。
法广：在安琪主持的“自由谈”沙龙上，你们二位都特别提到中国的书写艺术与权力的关系，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
杨天娜：一般可以这样说，在西方社会，与权力最有关系的艺术形式是建筑。我们在西方可以看见总统的房子、国王的城堡等，这些都直接与权力有关系。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应该说与权力最有关系的艺术形式是书写，就是书法。比如秦始皇统一文字，中国的文字就是由皇帝统一起来的。更晚一些，比如宋徽宗时的文字也很特别，也形成了一种风格。再以后，比如乾隆，乾隆本人不是中国人，但是他也在中国的绘画上题字……
书写艺术在几个层次上与权力有关系，第一，权力规定一个形式，（大家）必须按照这个形式去做，不属于这个形式的（书写）就不是正统。也就是设立一种通用语汇。另一方面，它直接是跟文化与知识分子有关系，因为通过科举考试，你就学会这种模式，你就变成可以在正统的系统里面做事和有权力的人，以后，你可以收藏它，它就变成一个作品、一个艺术品，从而提高你的品味，而这又让你在社会上的地位更高。所以，它从各个层次都与权力和社会地位有关系。
杨诘苍：关于书写与权力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书写艺术确实是权力的象征。你看，唐太宗统一中国以后，他的方法是，因为他是西进而来，从山西过来，为了统一中国，他因为做了很多别人不以为然的事情，比如杀了弟弟，哥哥，把爸爸也关起来……等等，为了补救，他就拿了书法出来，作为统一思想的一个手段。比如，他提出以东晋的大家族王羲之的书法作为他的偶像，向全国推广。实际上他是以此作为东、西统一的一种方法。他取得了成功。实际上他自己也不喜欢王羲之：他批评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而王献之的字其实比他爸爸的字写得还好……这里面隐喻着一种批评自己的暗示……文化人他们都明白。在他全力收藏之后，（王羲之墨迹）到北宋时就已经见不到了……这很有意思。天娜刚才说得很对。
但书法的一个好处是它是有一种时代精神指引的。比如哪一个朝代崇尚哪一种帖、哪一种书体，那么整个国家的文官系统都要跟进。康有为的时候，他又从中找到了一个革命因素，他颠覆了整个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以来的帖美学，提出了一个碑美学。碑美学其实不是文人平常用的书体，它是一种民间工艺。（碑美学）提出后，整个颠覆了清朝文人的审美，颠覆了甘露体、康熙的那种写法的审美：从美感上颠覆了权力。就是说清朝的权力被颠覆并不只是孙中山的革命，实际上是在文人的意识形态里、从书法的美感里面（的颠覆），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连皇帝的老师翁同和都用碑（体）了。
法广：在“自由谈”沙龙活动中可以看出来，大字报这三个字对中国人来说还是非常敏感。当时展览的时候，来看展览的中国人，普通人，他们有什么反应吗？
杨天娜：他们可能不是很理解。当然也要看是哪一代人。像诘仓他们这一代人，他们的感受和想象就不一样，很丰富。但是，年轻一代好像就不是很理解。主要也是（这张大字报）是和一个德国艺术家的大型装置作品放在一起。这个装置作品占的空间和视觉效果都很强，所以，他们要在这两个作品之间找到平衡。反正他们呆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我实际上谈的是关于现代主义和现代化的一种重新思考。我也是因为这个而选择将李正天的那张大字报放在这个位置。但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强的反应……
杨诘苍：我的看法不一样。我们当然是展览结束后就离开了。但后来我通过馆长的一句话，觉得还是有很多人感动。比如，原来，展览委员会要通过展览决定的时候，有人就不同意做这个展览，因为他们觉得外滩美术馆是当代艺术馆，所以不同意做水墨展。但馆长坚持要做。我想，按照常规，如果这个五人委员会如果大多数人不同意，馆长也不会同意做。其中有一个人是天娜的同学，候瀚如。他开始也反对这个展览。但是，展览结束之后，候瀚如很感动。其实，有些专家，包括这个委员会里的成员他们都觉得这个展览很棒，因为完全不是水墨展 也是水墨展，但是已经超越了水墨的想象，是一种非常有创造性的过程。马克·托比的作品也很让人感动，还有郑国谷的作品等，都不是什么宗教意识，而是一种精神……
采访后记：
中国的年轻一代对于“李一哲大字报”大都已经不知所云。这次 “以退为进”展览将这起40多年前的政治事件重新拉回公众视线，与其他表达艺术家独立思想的作品共同跻身于一个当代话语对话平台，走出政治语境下中国社会对大字报的简单鄙夷与排斥，重新审视这张大字报的四位作者在当时肃杀的政治环境下的独立与勇敢。
《李一哲大字报》简介
《李一哲大字报》是文革后期震撼广东甚至全国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
1974年11月10日，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出现在广州闹市区的北京路口。大字报署名李一哲”，但其实是当时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李正天、广州十七中高中学生陈一阳、广州十七中高中生、发表大字报时已下厂当工人的王希哲三人姓名的合成。当时广东省电台中共老干部郭鸿志虽未署名，但自始至终参与了大字报撰写。
这张大字报长达 2.6万字，从头至尾共67张白报纸。内容虽是批评林彪体系所作所为，但也对全国人大提出了包括制定法律保障民主权力、制定条例严禁拷打拷打、诬陷、草菅人命以及其他形式的“法西斯专政”在内的六点“期望”。
这份大字报立即引起广州全城轰动，吸引众人围睹观看，也吸引海外舆论的特别关注，成为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四位作者1977年3月被捕，分别被判有期徒刑。
文革结束后，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曾亲自过问，推动平反工作，并与李正天等人多次见面。
1979年2月，“李一哲案”被公开平反。
如今，郭鸿志已经于1998年9月逝世。王希哲在文革之后又因为组党而多次入狱，目前流亡美国。陈一阳一度在广东省哲学研究所作图书管理员，此后又到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工作，直到2007年退休。李正天目前则在广州美院任教，兼任中国后现代研究所教授、所长。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8年2月发表一篇由《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撰写的“李一哲案件平凡始末”，从官方角度详细介绍此事件平反过程，读者也不难从中领悟这一事件似了未了的模糊状态。也欢迎您浏览法广中文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专题中关于“异端思潮”的论述和对李一哲事件当事人之一王希哲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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