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也就是原来的北师大女附中２０１７年９月初隆重举行百年校庆，吸引几十届新老校友与教师返校，共襄盛举。但在百年校庆日的欢歌笑语背后，一段难以言说的历史也萦绕着一些前来参加庆典的个人思绪。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在这所位于北京闹市中心的精英女校，副校长卞仲耘被一群亢奋的红卫兵殴打致死，成为文革暴力的标志性事件。这种暴力远不止于北京师大女附中，但过于这段暴力历史的记录与讲述因为官方对文革话题的沉默甚至压制而陷入窘境。欢迎您收听对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王友琴女士的采访的第二部分内容。
官方舆论控制与文革历史言说的困窘
法广：围绕文革历史的讲述，一直都有不少争议。针对北师大女附中在文革“红八月”期间以及以后的暴力，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 卞仲耘当天毙命，无法指认自己的加害人，但其他几位从殴打批斗中幸存下来的老师，他们对当时的打人者亲眼所见，为什么也没有人出面指证呢？
王友琴：是的，我的“文革受难者”出版以后，我终于联系上了当时被打的一个教导主任，他的名字叫梅树民。梅树民老师现在也已经去世了。但是，10年以前，我同他取得了联系。在写“文革受难者”这本书的时候，我只见到了卞仲耘校长的丈夫和胡志涛副校长这两个与8·5暴力直接相关的人。后来才找到梅树民老师。梅树民老师告诉我：那一天的斗争会不是自发开 起来的，是革命委员会布置的，（当天）上午就有人来通知过他说：下午要斗争你们……他认为我（在书中）的描写不准确……我（当时）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我当时只是看到到达打人、斗人地点的是我们班高一（三）班的红卫兵。但梅树民老师告诉我不是的，是有组织的。可是，当时红卫兵的领袖刘进坚决否认。我和刘进见过一面（平常他们拒绝和我来往），她说，梅树民老师一个人说的，是孤证，不算……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情况。
法广：胡志涛副校长在文革之后，有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些人参加了对她的殴打？
王友琴：我听说胡志涛校长同有关部门详细地谈过。我自己只是在1993年访问了她。那天我没有问是谁打了她。第二次我再去找她的时候，她已经去世了，我只见到了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很明确地告诉我，以前也有人问胡志涛（这个问题），胡志涛说：我只和组织谈。听说胡志涛校长跟上级组织甚至和公安部门都谈了详细的情况……
当时“红八月”的暴力有多严重，我可以举个例子：习近平当时是北京八一学校六年级的学生，他也被红卫兵殴打，甚至还被游了一次街。他的老师陈秋影老师前年（2015）来同我谈过详细的经过。陈秋影老师与习近平还一直有来往。现在提这件事并不是因为他（习近平）在几十年后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我们才说那样做是不对的。陈秋影老师的看法非常明确：我们首先要否定的是殴打一个六年级的13岁的少年，仅仅因为他爸爸所谓有问题，这样的暴力迫害原则是必须要否定的。
后面的故事也可以再印证当时北京的恐怖。陈秋影老师和我见面的时候还有她的两个同学。他们196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班里的同学毕业后当然大部分成了中学老师。他们来看我是来感谢我，因为在我的《文革受难者》书里有两个老师是他们的同班同学。我把他们的事情写出来了。他们只是普通的老师，一个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靳正宇老师，一个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的张辅仁老师。张辅仁就是在8月18日的第二天被打死的，靳正宇老师是8月25日被打死的。那一天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校园里，有他们学校的负责人姜培良、语文老师靳正宇、还有一位学生的母亲叫樊希曼三个人被打死。从卞仲耘被打死的8月5日到8月25日的20天里，暴力从打死一个人发展到在一个学校里一天打死三个人！
陈秋影老师和她的两个同学告诉我，他们班还有一个同学也在“红八月”的时候被害死，叫廉秀文，是北京地安门中学的老师。那时候她还没有结婚，大概二十七、八岁，和父母住在一起。她的父亲大概原来是个小商人，家里可能有些东西。8月18日后他们被抄家，（红卫兵）说，如果不把枪交出来，下午就打死她。廉秀文老师中午就跳楼了。这就是说，他们1960年毕业的同班同学中有三个人在“红八月”的时候遇害。这个班只有三十来个学生。
这是她们来看我要说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就是习近平是她的学生，她说习近平当时还问了她为什么，她当时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只好胡乱解释了一通。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故事不是陈秋影老师编出来的。去年9月教师节的时候，习近平曾到八一学校，人们可以从照片上看到陈秋影老师站在习近平身边。
法广：但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习近平也是当年文革暴力的受害人之一，他的故事是千千万万其他文革受难者中的一例，但他如今中国当今最高领导人，2016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中国媒体几乎没有提及，如何理解在他的任下，他并没有鼓励、推动对文革的反思呢？
王友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来想想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专门对此做过研究。我就是觉得陈老师是一个非常正直有勇气的人，敢于站出来，把这样的故事告诉大家。我觉得我们应该让她的声音发出来，让大家知道这个事实。我不知道控制中国媒体的人，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定下的守则是什么？但我想，作为中国几亿经历了文革的普通人，我们应该要求开放对文革的事实和是非判断的讨论，不应该用愚民政策把大家的嘴封上。而且，同时，另外的一些人比如一些当年活跃的红卫兵，他们反而很活跃，他们甚至出版了一本书：《故事不是历史》，他们的主要意思是说：我写的是故事，不是历史。
法广：文革暴力行为的责任追究一直都在集体责任和个体责任的纠结中徘徊。但文革发动50年之后，您认为指认具体的施暴者是否仍然重要？如何看个人在这场自上而下的、全国规模的运动中的责任呢？
王友琴：我认为至少两方面责任都有，但是具体怎么做，不是我一个人的能力所能达到的事情。不过，我尽了我的能力。第一，我觉得应该把文革暴力迫害的真相告诉大家，而不是隐瞒起来；第二，我觉得应该对文革做更深入的分析，特别是文革的理论和目标。就第一点而言，我所做的是收集了受难者的名单，就第二点而言，我后来发表过一些文章，讨论文革的迫害机制，比如有一篇文章是《文革斗争会》，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尽管迫害在很多其他地方也发生过，但文革用了一种特别独特的手法，叫“斗争会”。卞仲耘校长就是在所谓的“斗争会”上被打死的。女三中的校长沙坪也是在“斗争会”上被打死的。相比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也迫害了很多人，杀死了很多人，但他还是使用了所谓“表演性审判”（show trial），他还有一个法律的形式，虽然是表演性的，但是在中国的文革期间连这都没有用过。卞仲耘经过任何法律的审判吗？没有。就是被拉到“斗争会”上打死的，这种文革的迫害机制是所谓“群众专政”，红卫兵就是一个群众组织，红卫兵就可以打死人而不受到任何法律干预，这一点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教训。还有一个是“牛棚”……
“我们不能付诸法律，只有付诸历史”
法广：我还想知道，王晶垚自卞仲耘被打死之后，一直没有放弃申诉，他希望得到的是什么结果呢？
王友琴：王晶垚先生在1989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拒绝。其实我觉得那封信也不完全是拒绝。那封信承认在师大女附中发生了红卫兵打死卞仲耘的事件。那封信还指出，北京的校园暴力是从北京大学附中开始的。只是当时法院和检察部门不能处理这样的事情。那之后王先生说了一句话：我们不能付诸法律，只有付诸历史。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或者反过来说，曾经作恶的人也很敏感啊，他们就开始进攻写历史的人，所以他们写了《故事不是历史》一书。
法广：王晶垚先生说不能付诸法律，就付诸历史，他当时希望怎样做呢？
王友琴：他提供了很多证据，他有全部的记录。我有一寸多高的材料是从他那里来的。但是没有人理睬他的材料。他现在年纪大了。所以我一直希望女附中的同学和更多当年的学生，他们还年轻，会用电脑，他们有能力把历史写出来，就像陈秋影老师一样，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陈秋影老师和她的同学们怀念他们班上这三个被害死的同学，所以他们主动来找我告诉我这些事情，他们自己也写了一些关于这三个同学的文章，只是媒体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王晶垚先生96岁了，目前在医院里。他所做的一些事让我非常感动。1967年，抄家风在北京有些弱了，王晶垚先生就在家里的柜子里给卞仲耘作了一个纪念堂，柜门平常关着，内壁贴了卞仲耘的照片，柜子里他们总是放上一朵鲜花，一瓶清水……这是他家柜子里的纪念堂。我的看法是，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真的纪念堂，纪念文革受难者，至少我们可以在网上建一个纪念堂，这是我的文革网页的一个动机。
最近，我的同班同学杨团写了一个建议书，正在同学中传阅。她建议女附中，就是现在的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把8月5日作为一个特别纪念日，纪念卞仲耘校长，也纪念女附中另外9位在文革中被害死的老师和职工。当然，我们可以更推广一步，纪念所有的文革受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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