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街头运动现象三人谈：他们是先觉者

中国南方的街头行动者大多默默无闻，他们最经典的活动就是在闹市区举牌抗议。也许因其坚持，因其无畏，也许因广州地方比较开化的风气，能让他们存活，因此引起海内外越来越多的关注。自然，新一波针对公民运动人士的打压也并未放过他们，他们中有的或者在广州被抓，或者被逐出广州，有的则下落不明。但是，南方的草根派民主人士仍然不屈不挠。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着为建立一个文明社会而奋斗的理想。

我们电话联系到广州的三位人士谈谈这一独特的南方街头现象，谈谈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感受，他们对未来的希望。三人中有两位是街头运动的践行者，一位是王爱忠，一位是张圣雨。第三位是一位律师，在广州生活 20多年，对街头运动有非常独到的观察。他叫吴奎民。

吴律师自认，对广州或者广而言之广东发生的这一独特现象这两年他有了深切的感触。他以为这一街头运动不同于其它任何地方。已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维权和争取利益的活动，而是一种政治化的行动。因而这种街头举牌抗议获得了不寻常的意义。“原来可能大家都有这种思想，但要真正走上街头，在街头上举个牌，呼吁民主，那就是完全的政治行为，不是维权或者个人利益的概念。完全是政治化的”。

因此，在吴律师看来，广州包括深圳及广东其它一些地区在内的这种街头运动有几个重要特征：已形成了不同于其它地方的一定的气候；参加者以外地来的草根阶层为主，他们是在一个苦闷年代靠自我学习成长起来的一群先觉者；在学生被教化，知识分子只有微弱改良愿望的情况下，这些人将对中国社会的变革起到推动的作用。

吴律师说：“街头的举牌是这些年才出现的。据我了解，全国其它地方可能没有，或者说非常少。广州，深圳也有一些人。他们比较成气候吧。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他们这些人的构成基本上都是草根阶层，他们跟八九，像我们那一代的大学生还不大一样。他们完完全全就是外地过来打工的。主要是七零后，八零后。八九的时候，他们应该在读初中。没有受到我们那一代人所受到的思想的和政治的影响。他们成长的年代，包括大学和高中，应该是九零以后了，这是在中国政治上比较压抑比较沉闷的时候。他们中大部分的人基本上没有政治的思维。他们的大多数同学，肯定是一点也不关心政治。那他们这些人完全可能是因为自己喜欢去看历史，看政治，靠自学。因为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不可能翻墙，不像现在有网络。所以说他们的成长完全靠他们自己，整个社会没有这种环境。他们政治意识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完全是靠个体的，不像我们八九一代，基本上还有一个氛围。每个时代都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能够先觉吧，先醒悟。大概他们就是他们那个群体中一些极少数的先觉者。加之这些年网络，微博，QQ发达，交流比较方便，有了网络这种联络，他们就更有信心，所以才慢慢成了气候。

关于街头运动的意义，吴律师毫不含糊地予以肯定。他甚至认为在今日中国的社会环境下，这些从事街头运动的人群人才是推动变革的力量。为什么呢？“你看中国现在这个环境，政府，商人，或者官员，基本上没有改革或者说革命的动力了。本来，每一个朝代，知识份子，学生，应该是这个时代的先进思想的拥有者，但是放眼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可能。学生已经完全被洗脑掉了，被教化了。老师，知识份子也好，微博上的很多大V也好，他们更多的还是体制内的这种改良的思想吧。好多想法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格局下完全是行不通的。所以，一定必须要有更大的推动，更大的压力，这个社会才能够有变革。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他们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这种草根对整个社会的推动是不可轻视的。当然，从整体来讲，他们这些人的话语权，包括思想，知识层次比以前的比如八九那代人弱一些，但是，在中国社会目前的环境下，我比较看重他们对整个社会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吴律师还是一个观察家，一个非常贴近街头运动的观察家，王爱忠和张圣雨则是街头运动的践行者，并且因为举牌抗议而被迫在警察局经常“出入”。王爱忠是街头运动最早的发起人之一：“最早我们是这样想的，感觉大家都停留在网上，发表观点，做些呼吁，效果很差。后来我们广州有几个人，包括我，刘远东，欧龙贵，杨崇等，我们发起了“从网络到广场”这个概念，我们就在广州的黄花岗烈士陵园，开始了一个月末的聚会。就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的星期天的下午两点钟到那里去聚会，这可以说是南方街头运动最早起步的地方。时间明确以后，其实当时有很多人来，包括唐荆陵，应该有十几个人。不仅广州本地的，后来包括深圳，中山，珠海，惠州的，再到后来，甚至湖南广西都有人过来参加。后来参加的人多了，很快就遭到当局的打压。

张圣雨这位街头运动始终不渝的践行者，已经在公安局“几进几处”，我们联系他时，他刚从警察局出来不久。在本文播出时，听说他又“进去了”。不过，他在电话中轻松地看待自己的遭遇，说起亲身参加的活动来始终兴致勃勃：南方的街头运动开始是比较松散的，现在即使不是一个固定的组织，大家都会有意识地联络，去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活动。张圣雨觉得自己参加的最有意义的两件街头活动一个是今年年初的声援南周事件，一个是反核示威。反核在中国应该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话题？张圣雨他特别强调，通过反核话题是为了来促进公民的权利意识。

为什么要叫做南方的街头运动？南方，多美妙的容易激起联想的名字，可南方街头运动的参加者并未因此得福。五月份采访余刚和杨林两位时，记得他们把自己界定为南方的行动派。从那以后不久，杨林就被警方带走，至今情况不明。王爱忠是这样界定这一街头运动的：“我们当然是没有组织的。所谓南方街头运动，外界，包括国内流行的这一称呼就是指所有认同通过上街，或者通过广场运动，通过街头运动来达到一些政治诉求的主张，而又是发生在南方这边，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南方街头运动。包括肖青山，张圣雨，孙德胜了，贾品了，杨崇，以前的欧龙贵，徐凌，张网和，陈剑雄，黄文轩，袁小华，袁奉初，很多人，现在队伍很庞大的”。 他电话中列举了许多人，无法一一记下，有些名字可能还会写错。据记者了解，上述人士中目前有不少“被失踪”，或者遭到拘押。

最近几个月，当局对公民运动人士的打压越来越厉害，知名人士有许志永，郭飞雄，已经被抓进去数周，王爱忠说郭飞雄是一位非常温和的人，最近数月积极声援广州的街头运动。现在，广州街头民主斗士更是感到寒风阵阵。刘远东被抓进去了，还有好多人被抓进去了。

吴奎民律师感到形势很严峻。他说：“其实这一次全国抓了不少人，广州我就知道就有不少人，但是他们可能不是在广州抓的，在外地抓的。但是他们属于这些类似的群体。第一个是刘远东，早就被抓了。在赤壁抓了五君子，也是广东那些人。最近这个形势对街头人士肯定很严峻，首先因为他们的行动对体制的，或者说对统治的冲击比较大。当局也在整网络，但是网络，以及一般利益的维权对整个体制的冲动和触动没那么大，但是他们冲击和影响就比较大。所以这一次，我认为他们也是重点的一个处理对象”。

王爱忠也有同感。他认为南方形势的变化应以南周事件来划界：南周事件发生之前广东还是比较宽容的。三四个人上街举牌，去公园举牌，有时会遇到打压，基本上很轻，一般不会拘留，刑拘更不用说，普通的行政拘留也很少。顶多就是去喝茶，或者去做个笔录。但是，今年发生南方周末事件以后，对从事街头运动的人，基本的手段就是拘留，遣返。五月份以来，六四前后，直到现在，很多人一上街，直接就对他们采取刑事拘留手段。王爱忠认为，自己一路走来，感到打压是越来越严厉了。“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上个月，有个叫孙德胜的，他就是在家里一个人写了一张纸，好像是说习近平无耻，释放许志永。拍了照片，传到网上后，就被刑事拘留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六四以后，打压街头这一块是非常之严厉，上街的，基本上就直接面临刑事拘留的惩罚”。

张圣雨被警方抓进去过好几次，他的行动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有时读到网友谈他境况的帖子，感到情况很不妙。可是他自己对形势的看法也许会让你惊讶，不但角度不同，而且充满着乐观。为什么他的同仁感到目前来自当局的打压很严重，他却并不认为形势严峻呢？张圣雨的回答很简单，他觉得应该看到体制内存在着改革力量。“虽然体制内的改革力量没有明显地表态，但是，暗中的促力是很大的。只是很多人感受不到而已。他们感受到的只是体制内那些打压的力量，那些顽固的势力”。他认为，就目前来说，体制内的那些改革派并不希望看到比较激进的表现，“他们还是处于这种心理状态。他想改，但还要控制住局势，因为怕火烧大了，不但烧了我们，连他们也会烧到的。可以这样理解，他们是在控制这种局势，而不是打压”。张圣雨的解释似乎有点矛盾，他本人是一位勇敢的行动者，却相信高层有这样一个温和的改革力量存在。既如此，如何解释这种不断发生的对民主人士的打压呢？张圣雨解释是：“中国的政治形势比较复杂，包括那些中层的，那些地方官，还是有很多顽固的势力，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其实，从去年，前年，我接触到的网络上的一些消息，都是从体制内传出来的。他们体制内有些人在引导，引导这些民间力量能够迅速地壮大起来，但对于目前这种形势，他们也有点担忧，就是说太过于的激进的话，他会控制不住的”。

街头运动在于声张，鼓动，要让众人知道，要互相呼应。如果它被视为“激进”，那它存在的意义何在呢？张圣雨则认为，“街头运动的存在，就是让人家看到，有这样一批人，有一个现实的力量。对于网络，我自己觉得没有街头比较有现实意义。我一直鼓励他们的就是最好能够走到现实中来，哪怕你就是不举牌，站在旁边看一看，都很好”。

南方这群人，行动是他们的本份。形势严峻，他们也没有退缩的愿望。王爱忠说，“街头运动我们始终不渝地要推行，要走下去。通过街头运动，去影响更多的人，发展成更大规模的街头运动，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当然，面临现在的这种严厉打压，我们目前尽量不做一些不必要的牺牲。大家目前有一个共识，就是先沉下来，以发展力量为主，上街的斗争我们先把它暂时缓一缓。最终的目的，肯定是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的，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