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独立作家，《08宪章》作者之一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之际，流亡海外的中国诗人，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创办人贝岭的刘晓波传记德文版发行后，在德国引起强烈反响。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小说家叶利尼克评论说：“这是一本关于一位被关在牢里，因而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作爲得奖人而缺席的作家 刘晓波的书。他的老友贝岭执笔，绘出一幅只有朋友才画得出来的具有多层次的画面。这本书里包罗了宣言、联署信、政治行动的描述，同时也显示了刘晓波自我疑虑、自责、固执和争胜好强的一面。“
“作者自己也曾经坐过牢，认爲应当将刘晓 波的不同面相和隐晦内里呈现出来。贝岭意识到从一个方面只能表现半个轮廓，即便是这样的生命片段也能彰显勇气与压制的全貌。书里有劳改营的描述和他的妻子 在警方监控下生活的写照。这本书提供了很多信息，也提出了许多疑问，因此是一本读者必读的书。”
之所以欣然接受德国Riva出版社约写刘晓波传，贝岭说，是因为刘晓波在他心目中是个在文学当中可以描述的的典型人物，在刘晓波身上体现出一个人物内心的剧烈冲突与矛盾，其政治，思想和行为的复杂变化。由于贝岭对刘晓波多层面的了解，将刘晓波传德文版的内容一气呵成，贝岭说，德文再版时，出版社已经同意将增加几十页；至于刘晓波传的中文版，贝岭说还要补充上百页的内容。
在刘晓波传中文版还没有问世之前，下面刊出贝岭在本次专访中提到的，写于二十一年前的1989年“六四”被镇压后的六月20日，经2010年9月7日修订后的文章：别无选择 记1989年前后的刘晓波，供本台听友和网站读者阅读。
（作者按︰此文经修订，原写于1989年“六四”镇压后的六月下旬，是我在纽约获悉刘晓波在北京被捕后的激愤与回忆之作。文中的刘晓波是二十多年前那个纯粹个人的刘晓波，当时，我们都还年轻，没有今天的複杂，我的文字亦嫩拙。1993年底，我回到北京，他已出狱，之后多年，我们共同经历了更多的事情，可此文我一直未向晓波示过。2000年后，我流亡，再创办独立中国作家笔会，晓波接任会长后，在中国担当的角色愈发重要，可我们的分歧和失望亦多。现在，晓波再次入狱，且刑期漫长，我的悲愤、挂念和诸多心绪，难以言表。借此文的发表，希望他的妻子刘霞可以读到。）
我试着用尽可能平和的笔调去描述他，因为他太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欲念一致的人，一个行动着却又沉缅于激烈思考的人。有些人入狱了，留下的是事蹟和见解，相貌和性格却越来越模糊。而他，一个极具见解的人，入狱后，却留下太多的个性、故事、气息，还有使我莫名清静的怅然，一种轻松之后并不轻松的回忆。
这就是晓波，我的好友刘晓波。他是一个人物，一个永远的“躁动机”，他在房内不停地走动，叼着香淤，一只手不自觉地搓着胸前的泥，脸上溢着最憨的表情，问我生活中最朴实的问题。这时，我开始被他折磨，面露烦躁，开始应付他，进入他的程序，我要在他结结巴巴的提问中发展我的阴郁；或者，我要改变话题， 问他一些形而上的问题，使他滔滔不绝。只要和他在一起，你就别想休息，你要顺着他的思路往前递进，时而，他和你大谈康德，时而，他又跳到卡缪，他常常自说自话地重複卡缪在《薛西弗斯神话》中的独白：“我没有见过为本体论而死的人。”他甚至告诉过我，他在北京的家里对着妻子、儿子和墙壁朗诵他喜爱的西方经典的情形，他说他曾经朗诵过三遍马奎斯的《百年孤寂》，并使你不得不相信，他也把叔本华枯燥的哲学著作《意志与表象世界》朗读了三遍。
1987年的北京，他说我“整天骑着车子乱窜”，我则反讥他“整天骑着车子乱侃”。1988年春，躁动的季节，我忽发奇想，想找人与他“对侃”，故请一位正要去探访他的朋友带了张字条给他，请他务必于某日下午二时，在魏公村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某个教室见面，请他务必要来，且不见不散。那时，他已在北京 师范大学留校任教，果然，他骑着车子来了，一见面，他半调侃半抱怨地说︰“你这一字条是圣谕吗？”我则将在教室里等他的诗人多多及其他朋友向他一一介绍， 他愣了一下，显然，他知道了我的用意。果不出所料，一坐下，多多主问，我补充，先从五四到西方的启蒙运动，再由康德跳到王国维，从对一批西学书籍的见解， 到对一串中国知识界名人的看法，晓波从容侃来，一一作答。那是西书中译正盛的年代，我们以西方介入型知识分子如卡缪、沙特或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的作品和行为作参照，晓波剖析着中国知识界名哲学家李泽厚着述中的问题，及专制下中国知识人的人格分裂。几个小时侃下来，直面现实，我们都 被沮丧笼罩。
当年，晓波被称为“黑马”，他先以惊世骇俗的批判论述震惊体制内的文学界，再以不薄的西方古典哲学功力捣入才成形的思 想界，形成“刘晓波震撼”或“刘晓波现象”。乃至于京城的个体书摊上，刘晓波的《选择的批判 与李泽厚对话》一书要以几倍于原书价的价格，再搭上两本滞销书才能买到。
四月的纽约，他打来电话，说他决心已下，后天就要启程返国，为了不让自己再犹豫，他索性买了不能更改日期的机票。我放下电话，立即赶到他的住处，见 到他的第一句话是：“晓波，我为你骄傲。你先走，我随后就到。”此时的他，一扫前些日子的迷惘，有一种罕有的平静，他有些结巴地说：“贝岭，咱……咱们这 时不……不能只待在纽约，我们此生不都是在为这一时刻做淮备吗？”
那些日子，我们日夜守在电视前，看着成千上万年轻、热血的大学生走上街头，在为共和国的明天而呼号，他们如此真诚，我们不应只在纽约兴奋、流泪、激动，我们应该回去，和北京在一起，和学生们在一起。
终于，晓波走了，义无反顾地走了，他想到过坐牢，甚至想像过一飞抵北京就被逮捕，想像过监狱对知识人无尽的污辱。可晓波和我没有想像到政府会让军队朝学生开枪，会用坦克和装甲车辗过人的躯体，谁会有如此残忍的想像呢？
六月，“六四”后的某一天，晓波走出了澳大利亚外交官、小说家周思（Nicholas Jose）在北京外交公寓的住处，他不愿意再躲藏，作一个倖存者，不愿意在死亡、杀戮之时，不和学生、北京市民们在一起，他无愧于他所做的一切。
他离开纽约时，我曾为他担忧，认为他这个时候回去，会被当局以为他是美国来的“黑手”，有政治企图.当时晓波曾声明：我回去是履行作为大学教师的职责，我在美国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我在文章里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不依附任何政治团体，强调民主的程序化与非暴力原则，况且，我的性格也难容于任何 政治组织。
他走上大街，面对逮捕，他用行为为他的文字提供了答案。他写过五本书，做过许多演讲.他结结巴巴却又口若悬河，他有足够的偏激，他行文的论战式风格常使被批评者感到缺乏平和与客观，他不留情面的处事方式与不妥协的批判锋芒更让人难堪，他听到太多对他的议论却又不以为然。总之，按照世俗的标淮，他有太多的缺点，他独特的个性恰恰反衬了中国知识分子极其缺乏个性。他喜欢温和，却又无法容忍平庸的温和，他强调个体，可在日常生活中他又如此的需要朋友。他其实是一个易相处的人，他知道人的複杂，却又渴望单纯，他说真话，从不掩饰人性中的弱点，他的见解接近真实的“本体”，却又不以“本体”的代言人自居。你越熟悉他，就越能感受到生命本能的气息。
晓波真的入狱了，那可能的刑期正聚在他的头上。而我，却因恐惧苟活在美国的土地上。我们曾相约一起回到中国，甚至订下机票，可我犹豫了……我们曾朝夕相处，如今，竟有了如此巨大的差异，我自责，我为我的怯懦羞耻.
别无选择，那些青春的血，那些亡灵，那些深陷囹吾的人，还有晓波的入狱，将制约着我的生活，我的笔，我今后的行为。
那是北京，那是我成长并经历苦难的北京。那里的人们直爽而善良。北京，北京的血，北京的市民和学生，晓波、周舵、德健及被捕的人，将是我的魂所系、梦所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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