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江：北京害怕刘晓波获奖引发蝴蝶效应

八九年六四之夜在天安门广场度过的学生领袖之一邵江亲眼目睹了刘晓波等人动员学生和平撤离广场，挺身而出与戒严部队谈判的一幕。邵江后来被关进秦城监狱，目前旅居英国。听到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后，邵江和绝大多数流亡者一样深受鼓舞。他认为中国当局对刘晓波获和平奖可能产生的内在的、后续的爆发力比民间估计的还要严重。

国际社会重新关注中国的问题

邵江表示，其实诺贝尔奖委员会收到中国的提名人已经很长时间了。包括天安门母亲、魏京生、王丹；最近的包括高智晟、陈光诚、胡佳等。把奖授予刘晓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又在关注中国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国际社会主要的精力是放在跟中国做生意，忽视中国的人权状况，忽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现在看来，国际社会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当局担心刘晓波获奖会产生后续的爆发力

中国新闻封锁很严重，在这一背景下，刘晓波获奖会不会推动中国进步？对改善中国的人权有无助益？邵江认为，其实中国国内的反应让人很受鼓舞，可以看到在推特上有十万人左右在庆祝，有几个大学的学生，有北京大学的，有北师大的，都以不同方式庆祝。三个年轻的人民大学的大学生甚至去广场打出条幅；当然不少人被封网、被断网；有些人被禁止上街。

邵江觉得中国的民间社会力量还很小，外界能给这个奖，实际上等于给了一个非常大的助力。另一方面，当局强制封网，搞新闻封锁，恰恰证明刘晓波得奖这个消息本身就非常具有冲击力。这是一个爆发性的消息，当局害怕这样一个消息。从种种迹象看，中共当局对这件事那种内在的、后续的爆发力估计的被民间想象的要严重。而且，邵江认为授予刘晓波诺奖是国际社会跟中国国内维权人士的一个非常好的互动模式。哪怕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微弱的信号，但它可能会产生蝴蝶效应，这种呼应方式中共最害怕。

中国当代的反抗历史应追溯到五十年代

从西单民主墙到现在，中国的民运已经走过三十几年时间，这些年不断有人被提名，1989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从那时起到现在也已20多年，为什么诺贝尔奖委员会要把这个奖授予刘晓波呢？

在邵江看来，最理想的是颁发一个集体奖。他认为上面提到的那些被提名的人，包括没有提名的，比如谭作人，都配得到这一奖项，因为这些人的作为完全符合诺贝尔和平奖的精神。

邵江认为中国的反抗历史应该追溯到50年代，包括1957年的大学生，知识份子，他们当时已经具有很强的对政权的主体批判意识。这些人被投入监狱二十多年，有的被害死，像林昭。邵江表示，诺贝尔奖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但它并不能涵盖整个中国的反抗运动，也不能涵盖中国反抗运动当中最有价值的那些方面。

从八九六四到零八宪章

邵江八九六四时作为一名学生领袖，亲眼见到刘晓波等人一面说服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一名与戒严部队谈判的情形。从八九民运到『零八宪章』，如何看待刘晓波走过的道路呢？邵江觉得刘晓波不一定对任何事情，尤其对政治都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

但他的最可贵的品质就是一旦知道自己错了，他能够改正。六四晚上，局面极其恐怖，但刘晓波和周舵等“四君子”非常理智，他们明白中国的民主化非常艰难，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在那种情况下，能够出面让大家继续坚持和平抗议非常难得。在共产党暴力文化遍布的情况下，坚持和平斗争，为以后的抵抗积累了精神资源。

邵江认为八九年以后刘晓波不断地思索中国的问题，他最早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去认识中国，他的视野渐渐扩大。对社会的、政治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当然，他在一些事情上也有他的盲点，包括刚开始对高智晟的态度。但他后来理解到，现在的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八九后续的状态，但也已经不能仅仅依靠学生和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进步。中国要变化，需要不同的社会群体，包括不同的族裔，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层共同的参与。因此，刘晓波在探索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最后，他参与起草『零八宪章』。

邵江认为，『零八宪章』你可以说它并非一个最完美的方案，但它是一个群体性的尝试。刘晓波参与宪章的起草，试图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中达成一个共识。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局马上要动手抓刘晓波的原因。当局意识到『零八宪章』不光是一场上书运动，不是个案的维权，刘晓波和他的同仁们试图通过『零八宪章』，在社会各个层面建立一种共识，寻找共同的基础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