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挪威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最终没有因为中国政府的警告而动摇，将2010年和平奖授予了中国独立作家刘晓波，以表彰他不懈地、非暴力地争取中国人权的努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立即做出反应，称，刘晓波获奖是对诺贝尔和平奖的亵渎。评选结果揭晓当天，中国大陆主要门户网站上没有任何有关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

刘晓波因为参与起草《零八宪章》，呼吁在中国推进宪政而于2008年年底被捕，并在一年后被判处11年监禁。这是最近二十年来，刘晓波第三次被捕。

由于舆论封锁，刘晓波的名字在中国并非家喻户晓，但却与“六四”，以及“六四”以后中国民间争取民主与自由空间的努力密切相连。《议报》在得知他再次失去自由之后曾发表署名“曾节明”的文章，称他是“六四”后中国国内为数寥寥的一面没有倒下的精神旗帜。

现年55岁的刘晓波原本可以在文学批评领域施展才华。他198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艺学博士学位，曾被誉为“文坛黑马”。但是八九民运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1989年4月，他中断正在美国的访问学者安排，回国参加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并在六四屠杀的前夕，与其他另外三人，以参加绝食活动，来试图说服学 生在镇压前撤离广场。这就是后来人们称道的天安门“四君子”。在中国前《经济学周刊》副主编高瑜看来，倘若没有“四君子”的努力，六四清晨的天安门可能会是另一种情景。

六四之后的二十年，刘晓波一直或者在监狱，或者受监控中度过，但他不仅没有放弃独立思考，而且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的所有公 共事件，以他手中的笔针砭时弊，鸣报不平。他两次担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多次在海外获得人权奖和自由写作奖项。高瑜在一篇《公民刘晓波》一文中写道：“刘晓波对毛泽东一类的大独裁者，对共产主义，对知识界堕落为媚俗帮闲者的批判，成为六四之后‘停止了思想的时代‘的例外”。
六四的痛苦记忆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刘晓波的这种坚守。他曾在为‘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的序言中表达面对六四死难者的负罪感，自问这些年自己曾经为六四亡灵和其他无辜受难者做过些什么。

1991年，刘晓波首度出狱后，又于1995年因为呼吁为八九民运平反而失去自由，并于次年被判劳教三年。其间，他曾有可能以“保外就医”形式离开中国，但他拒绝 接受不再回国的前提条件，继续在随时可能被捕的威胁中自由写作。2008年12月，他仿照当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模式，参与发起了《零八宪章》签 名运动。《七七宪章》曾加速了捷克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但刘晓波在《宪章》正式发表的前夜被秘密带走，并于09年6月23日被正式逮捕，而《宪章》的签署人 数也从最初的三百人发展到八千人。

高瑜希望中国政府有勇气允许媒体公开报道刘晓波案的审理，出示对刘晓波的指控罪名的证据，也让民众有机会听到刘晓波自己的辩护。

高瑜：“六四后，他（刘晓波）作为“黑手”被抓起来，实际上，他是立了大功。他当时找了另外三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其中有台湾来的艺术家―侯德建。刘晓波请他们随他一起去天安门绝食，当时是6月2日，他说，我们只有和学生处于一样危险的境地，我们才可能说服学生：民主是一个长远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获得的。他实际上是要劝学生退离广场。”

“邓小平马上就要清场了。而且，6月3日下达的命令，要求6月4日就必须完成。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下，大概是晚上11点钟吧，已经就剩下纪念碑下的几千名学生和这“四君子”，就是刘晓波、侯德建、周舵和高新。长安街上已经开始开枪了。刘晓波提议：我们（四君子）派两个人，学生派两个人，一起去和解放军谈判。但是，学生方面在场的领袖拒绝了（提议）。于是，周舵和侯德建两个人去同一名解放军上校谈。这名上校汇报之后，回来告诉他们：“同意学生和平撤离。希望老师们能够说服学生。”

“他们马上一路跑回来。这时，人民大会堂大门已经打开，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冲过来，整个广场都被包围了。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他们在说服学生。当时已经（清晨）5点多，只有两辆坦克留出的一条甬道，刘晓波他们四君子就是这样和学生们撤离了。如果没有刘晓波他们这“四君子”，天安门不知道会是什么样。”

“按说，他是挽救了学生的。中共的发言人才可以在国际上说，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他是指纪念碑下。这完全是“四君子”的功劳。”

“刘晓波说实在的是中国非常出色的作家和思想家。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一种道义上的担当。为什么政府要抓他，就是他能够出头露面，替大家来担当，在很多事情上，都是这样。他都是为了推动民主的一些决策，比如写呼吁书，或者为六四平反，等等，而被劳教。”